薛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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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己(1487~1559),字新甫,号立斋。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父薛铠,字良武,府学诸生,弘治中以明医征为太医院医士,以子已故赠院使。治疾多奇中,以儿科及外科见长。薛氏得家传,原为疡医,后以内科擅名。[1]

人物经历

薛己(1487~1559) 中国明代医学家。字新甫,号立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父薛铠曾为太医院医士。薛己自幼继承家训 ,精研医术,兼通内、外、妇、儿各科,名著一时。正德元年(1506)补为太医院院士,九年提为御医,十四年授南京太医院院判,嘉靖九年以奉政大夫南京太医院院使致仕归里。薛己治学极为刻苦,论著很多,除自著的《外科枢要》、《内科摘要》、《女科撮要》、《疠疡机要》、《正体类要》、《口齿类要》之外,还有许多校订书,薛己校订书的特点,选注名著,附以己见,如他校订有《妇人良方大全》、《小儿药证直诀》、《明医杂著》、《外科精要》等数十种。这些校本中不少附有医案,以临床验证来说理法方药依据。学术思想受张元素、李杲、钱乙等影响最大。薛己以外科见长。

薛己年幼时继承家学,从其父学医业,是一位临床大家。于内、外、妇、儿、口齿、骨伤诸科,无不擅长,且在学术上能旁通诸家,可谓博学多才。在正德年间(1506~1521年),被选为御医,选拔南京院判。正德元年(1506年),补为太医院院士。正德十三年(1518年),兴王朱祐杬进京朝拜,明武宗特派薛己至湖广安陆州(今钟祥市)入兴王府。正德十六年(1521年),随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朱祐杬之子)入京。嘉靖(1522~1566)年,又任太医院使。嘉靖七年(1528年),皇太后蒋氏有消渴之状,薛己以凉瓜(苦瓜)、山药等配伍入药,辅以玉竹、葛根煎之,尽收奇效。帝大悦,为其母加尊号慈仁。感睿宗(兴王)知遇,其众多弟子至安陆州遍植苦瓜、葛根等物。

当时,丹溪之学盛行,医家多重视寒凉降火,克伐生气,产生流弊。针对这种情况,薛氏根据前人的经验及自己的潜心研究,自立一家之言,融东垣脾胃之说及王冰、钱乙肾命水火之说于一炉,重视先后二天的辨证,治疗用药倡导温补,对后世温补学派的产生与形成,颇有启发。著有《内科摘要》、《外科发挥》、《外科枢要》、《外科心法》、《外科经验方》、《疠疡机要》、《女科撮要》、《保婴金镜录》、《口齿类要》、《正体类要》、《本草约言》等,并对其父薛铠的著作《保婴摄要》、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王纶的《明医杂著》、陈文中的《小儿痘疹方论》等加以注评。


学术思想

内经》中对脾胃十分重视,东垣之说即是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薛己论脾胃很重视《内经》这一认识,他说:“《内经》千言万语,旨在说明人有胃气则生,以及四时皆以胃气为本。”这与东垣之说是一脉相承的。薛氏接受李杲的学术观点,提出“人得土以养百骸,身失土以枯四肢。”“人以脾胃为本。”但是,薛氏又有不同于东垣之说的内容。东垣提出脾胃元气与阴火不两立,气虚则阴火亢盛,而薛氏则重视脾气下陷。如其举例脾气下陷,湿热下迫,可致血崩之理,与东垣“阴火上乘土位”之说则不尽相同。又如,其论治头面部疾患时,指出:“脾胃发生元气不能上升,邪害空窍,故不利而不闻香臭者,宜养脾胃,使阳气上升,则鼻通矣。”亦是强调脾气升阳的作用。至于脾胃虚损导致血虚者,薛氏又指出脾不仅可以统血,又是生血之源。因此,治疗时,主张滋其化源,用六君子汤加减。

薛氏不但重视后天脾胃,而且又十分重视先天肾命。薛氏接受王冰之说,并以钱乙的六味丸、崔氏的八味丸,作为补肾水、命火的代表方剂。他认为,“两尺各有阴阳,水火互相生化,当于二脏中分各阴阳虚实,求其属而平之。若左尺脉虚弱而细数者,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迟或沉细而数欲绝者,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认为肾中病证,不论热病寒病,总属肾虚所致,若是无水之病,以六味丸滋补肾水;若属无火之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而且,薛氏明确提出,不论补水补火,不可泥用沉寒之剂,与丹溪滋阴降火之说大相径庭。可见,薛氏补肾主张应以温补为主。

薛己论治虚损虽有气血、阴阳之辨,治疗用药亦崇尚温补,然他治虚必言阴虚,重视肝、脾、肾三脏。薛己所言之阴虚非单纯指津液、精血而言,而是泛指足三阴肝、脾、肾三经之虚。他说:“阴虚乃脾虚也,脾为至阴。”黄履素在《折肱漫录》中曾评述,“薛立斋之论阴虚,发前贤所未发,其谓阴虚乃足三阴虚也。足三阴者,足太阴脾、足少阴肾、足厥阴肝也。而脾属土,尤为至阴而生血,故阴虚者脾虚也。补阴宜自补脾。如大凡足三阴虚,多因饮食劳役,以致肾不能生肝,肝不能生火而害脾土,不能滋化,但补脾则土生金,金生水,木得平而自相生矣。”可见,薛氏以足三阴虚为阴虚,肝、脾、肾三脏中独重脾土,在理虚治疗中抓住这一重要环节,充分反映了薛氏治病求本,滋化源以及重视脾胃等学术特点。

薛氏温补脾胃、温补肾命的治疗特点,并非分别应用,而是认为二者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而且在临床上脾肾兼亏的病证更为多见。或因脾土久虚,后天不能养先天,而致肾虚;或因肾阳虚衰,火不生土,而致脾胃虚损。故在治疗时前者应当补脾而兼顾其肾;后者宜补其肾而兼顾脾胃。若脾肾虚寒,宜用四神丸;若脾肾虚脱,用六君子汤加姜、桂,如果不效,急补命门之火,以生脾土,常用八味丸治之。薛氏的临床治疗病案中,在治疗气虚兼阴虚时,更是补脾与补肾药交叉使用,早服补中益气汤、十全大补汤之类,晚服六味丸、八味丸或四神丸之类,如他在论述劳瘵的治疗时说:“大抵此证属足三阴亏损,虚热无火之症,故昼发夜止,夜发昼止,不时而作,当用六味地黄丸为主,以补中益气汤调补脾胃。若脾胃先损者,当以补中益气汤为主,以六味地黄丸温存肝肾,多有得生者。” 表现出薛氏先后二天并重的思想,这对后世李中梓的先后天论,有很大影响。

学术观点

薛己的学术观点,是在深入研究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并结合个人临证心得总结而成的。在当时元末明初,世医浪学丹溪之法,恣用知、柏,流弊日深的情况下,薛氏敢于提出新的观点,在理论上重视脾胃,注重脾胃与肾命的关系,在治疗上善于温补,对明代以后诸医家逐步对肾命的探索引向深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薛氏本人不失为一位对明代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医家。

1、治病求本

《内经》提出“治病必求于本”,薛己遵循《内经》的思想,亦十分重视这一点。他治病求本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其一、他强调运用辨证论治的方法,以求疾病之本,故在《明医杂著》注中,他说:“凡医生治病,治标不治本,是不明正理也。”强调辨证求本、治病求本的重要性。他还说:“洁古张先生云:‘五脏子母虚实,鬼邪微正,君不达其旨意,不易得而人焉。徐用诚先生云:‘凡心脏得病必先调其肝肾二脏,肾者心之鬼,肝气通则心气和,肝气滞则心气乏,此心病必求于肝,清其源也。’五脏受病必传其所胜,水能胜火,则肾之受邪必传于心,故先治其肾,逐其邪也。”薛氏在这里借用张元素、徐用诚之语,表明在临床上,要把人体当成一个整体看待,五脏之中,任何一脏的病变,除与本身有关,还存在着他脏对其的影响,脏腑之间存在着生克乘侮、子母相生的多种关系,再加上邪气与正气的交争,更应加以辨析,并举心病为例,提出了肝之疏泄对心气的通达旺盛十分有关,而肾之受邪由于心肾的所胜关系,亦容易影响及心,以说明辨证要求疾病产生的本源。

薛氏于腹痛病之辨证,见其面色黄中常青,左关脉弦长,右关脉弦紧。黄为土色,腹痛多属脾,然其面色青,青为肝色,弦为肝脉,故辨证属肝郁脾虚之证,用益气汤加半夏、木香而治愈,充分体现其辨证求本的思想。

其二、其强调人以胃气为本。《内经》一书中,提出“有胃则生,无胃则死”。金元医家李东垣著《脾胃论》一书,强调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薛氏在前人的学术思想基础上,加以继承发挥,他说:《内经》千言万语,旨在说明人有胃气则生,以及四时皆以胃气为本。他又进一步说明:“人以脾胃为本,纳五谷精液,其精者人营,浊者人胃,阴阳得此是谓橐龠,故阳则发于四肢,阴则行于五脏;土旺四时,善载乎万物,人得土以养百骸,身失土以枯四肢。”

盖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水谷之消磨运化全赖于此,精微气血之化生全在于此,五脏六腑之营养全依赖脾胃之气的强盛,所谓“中土以灌四傍”。以人身之正气而言,虽根于先天之肾命,然不断充养全在脾胃,而正气之盛衰于人体抗卫外邪,祛除疾病,维护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正气充盛,才能祛邪于外,维持人身之健康。以此言之,治病之根本即在于恢复正气,补养脾胃就成为治病之根本,所以薛己提出“胃为五脏本源,人身之根蒂”。

2、滋其化源

薛氏滋其化源,是指疾病的治疗要滋养人身气血精液化生之源。薛氏认为人体后天生化之源,当属脾胃元气,土为万物之母,故自然界非土不能长养万物,人体脾胃五行属土,中土以灌四傍,只有脾胃昌盛,人身之脏腑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滋养,所以薛己说:“当补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由于脾气充盛,肺金自然健旺,化源充足则阴精亦自充足,肺肾两脏健壮,既可养肝,又可降心火,四脏自平。故黄履素在解释薛氏滋化源之论时说;“化源者何?盖补脾土以滋肺金,使金能生水,水足木自平而心火自降。”

正因如此,故薛氏用此法可治因脾胃亏损之咳嗽,即后世的“培土生金”之意。薛氏滋化源之治法,意在通过补脾胃以达到补四脏之目的,所以他说:“症属形气病气俱不足,脾胃虚弱,津血枯涸而大便难耳,法当滋化源。”

虽然,薛氏滋化源之论重在实脾胃,但他对滋化源的具体治疗方法并不局限于脾胃。他根据肾、命门与脾胃的关系;认为在直接治理脾胃之外,还当求之于肾命,故常用六味丸、八味丸加减出入。他在《明医杂著注·续医论》中云:“所以致病者,皆由气血方长而劳心亏损,或精血未满而纵情恣欲,根本不固,火不归经,致见症难各,虽常补其阴以制其火,然而二尺各有阴阳水火,互相生化,当于二脏中各分阴阳虚实,求其所属而平之。若左尺脉虚弱而细数者,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右尺脉迟软或沉细而数欲绝者,是俞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至于两尺微弱,是阴阳俱虚,用十补丸,此皆资其化源也。”这段文字,从肾、命是人身阴精阳气之本立论,两手之脉,左尺属肾,右尺属命门,虚损之病,见左右尺脉不足者,当从肾、命人手,资其化源。

3、温补脾胃

薛氏认为脾胃之盛衰与人体健康关系十分密切,其在李东垣脾胃学说的影响下,在论述疾病之病机时。十分强调从脾胃之虚分析。他曾说:“人之胃气受伤,则虚证蜂起。” 又说:“设或六淫外侵而见诸症,亦因其气内虚而外邪乘袭。”说明不论内伤外感引起的疾病,都与脾胃虚损有关。这一点,与李东垣“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的观点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在具体治疗上,薛氏主张“脾胃为气血之本,若阳气虚弱而不能生阴血者,宜用六君子汤;阳气虚寒而不能生阴血者,亦用前汤加炮姜;若胃燥热不能生阴血者,宜四物汤;若脾胃虚寒不能生阴血者,宜八味丸”。“内伤发热者,因饮食过量,劳伤过度而损耗元气,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故翕翕然而发热,宜用补中益气汤以升其阳。若因劳力辛苦,人房不节,亏损精血,虚火妄动而发热者,宜用六味地黄丸以补其阴;不可以认作有余之火而用黄柏、知母之类也”。“阳虚发热者,宜补中益气汤以升补阳气;阴虚发热者,宜用六味地黄丸以培补阴血。总论二症,虽有阴阳气血之分,实则皆因脾胃阳气不足所致,其发热属形病俱虚,余故禁服黄柏、知母,恐复伤阳气耳”。以上可见,薛己不仅接受了李东垣脾胃病阴火上乘而致内伤发热,用补中益气的治法,而且对人体不论阳气不足,还是内有虚火燥热,均主张以温补之法升发脾胃之阳气,使阳生阴长,人体气血阴阳得以恢复,形成温补脾胃的治疗特点。当然,对于火衰土弱的虚寒证,又指出可以补火生土,强调了肾命对脾胃的温养作用,发东垣所未发。

4、温补肾命

薛氏对肾命的认识,较前人亦有较大的发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他对命门的认识,尚未能脱离《难经》左肾右命门之说,且其对肾命的认识,受到王冰“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启发。正如他说:“故无火者当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无水者用六味丸,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然其所以治病者,皆由气血方长,而劳心亏损,或精血未满,而纵情恣欲,根本不固,火不归经,以致见证难名。”薛氏将《金匮要略》的八味丸与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的六味丸,用于治疗各种虚损病证,使补肾的治法广泛运用于治疗杂病,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如后来赵献可的命门学说及其治法,善以六味丸、八昧丸治百病是受其启发的。

治疗经验

隔蒜灸:适用于蝎、蛇、蜈蚣、狂犬咬伤的患者。用大蒜头去皮,切成三文钱厚,安放在疮口上,置艾炷灸之,三炷换蒜。如果疮大头多,将蒜捣烂摊患处,艾铺其上燃烧,蒜败再换。此法又可治一切疮毒,尤以剧痛或不痛而麻木者为宜。

隔豉饼灸:以豆豉为末,唾津调和作饼如钱大,厚如三文钱,置患处;放艾炷灸之.豉饼干即换。如果疮口大则以嗽口水作饼,上铺艾灸之,治疗疮疡肿硬不痛及溃而不敛等症。

隔附子饼灸:以附子末唾津调和作饼如三文钱厚,置疮上,用艾灸,饼干则换,治体虚而疮陷之症。

桑枝灸:以桑木点燃火焰,吹熄焰,以灸患处。该法可以拔毒止痛,接补阳气。李时珍曾说:“桑木能利关节,养津液,得火则拔引毒气而祛风寒,所以能祛腐生新。”

香附饼灸:以香附研末,酒调和作饼,上置艾炷作灸法。香附理气活血,酒调后又以艾灸熏之,可促使气血通达,用以治气血壅滞之痈肿热痛。

木香饼灸:以生地、木香为末,酒调为饼,上置艾火施灸。主治乳中结核,或因气滞,或因风寒、挫闪而致气血壅滞疼痛。

骑竹马灸:令患者骑于竹杆上,杆由二人抬起,使足离地,然后以患者肘横纹至中指端的长度,从尻部杆上贴脊向上量,尽处作一记号;再以患者中指横纹作一寸,于记号处向两旁各开一寸是穴,用艾灸各五七壮,主治一切疮疡,可使心火流通而毒邪得散。此衡量所取之穴在膀胱经膈俞穴附近,血会膈俞,心主血脉,故可泻心火,理血分、而“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故可治一切疮疡。

明艾灸法:用于因隔物灸而无效者,用艾直置于皮肤之上灸之,适用于元气不足,积毒炽盛者。

治疗特点

1、伤科的治疗特点

薛氏的伤科治疗特点,突出表现在十分重视中医的整体观念和八纲辨证。

薛氏治疗伤科疾病,不同于其他医家,仅重视手法与外用药物,而是从人体的整体部位辨证,创立伤科内治法,并以气血立论。薛氏认为:“肢体伤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认为外伤疾病虽损伤于外,而实则影响于内,而人身以脏腑气血为本,故薛氏十分重视补气养血活血法的应用。

而于养血与活血之间,更注重养血,他认为养血则瘀血不致凝滞,肌肉不致遍溃,故四物汤之类是其常用之方。而补气之药更是常用,薛氏认为外伤之病,正气易虚,故补气,调补脾胃是其常用之法,甚者则从肾命用药,从脏腑分析,与其注重脾胃肾命的学术观点相一致。而在具体分析每一个病证时,薛氏又强调“求之脉理,审其虚实,以施补泻”,并应“极变析微”,“贯而通之”,注意从整体把握病情,形成自己的辨治风格。后世称其为整体派,其代表著作为《正体类要》。

2、齿科的治疗特点

齿科的治疗专著,为数甚少,薛己所著之《口齿类要》,最具代表性,直至今日,仍为医家所推崇。全书共12篇,包括茧唇、口疮、齿痛、舌症、喉痹诸症、喉痛、诸骨稻谷发鲠等病证,共载方69首。其中,尤以齿痛之经验更为系统,记载病案23例。归纳总结,其临床认识如下:

2.1、病因病机:

薛氏认为“齿者肾之标,口者肾之窍。诸经多有会于口者,齿牙也”。而诸经之中手足阳明经、足少阴肾经与之关系最大。其病位主要在于脾、胃、大肠与肾。其病因则或由外邪,或内生湿热,或情志内郁,或诸经有错杂之邪。

2.2、辨证治疗:

湿热甚者,承气汤下之;轻者用清胃散调之。大肠热而龈肿痛溃烂者,清胃散治之,重则清胃丸清之。六郁痛者,越鞠丸解之。中气虚者,补中益气汤补之。思虑伤脾者,归脾汤调之。肾经虚热,齿不固密,或疼痛者,六味丸补之。肾经虚寒,脾胃虚弱,牙痛或不固者,还少丹补之;重则八味丸补之。肾经风热风毒,牙痛或牙龈肿痛者,独活散。大寒犯脑者,白芷散。风寒入脑者,羌活附子汤。提出了牙齿肿痛的10种辨证分型。

贡献

薛己一生不仅以临证疗效卓著称世,且勤于著述,为后人留下了有实用价值的医学文献。薛氏著述涉及内、外、妇、儿、针灸、口齿、眼、正骨、本草等诸多方面。大体分为三类:

一类是论述疾病的病因病机、治疗方法,记述各科临证验案内容的薛氏自己的著述,有《内科摘要》2卷,该书是中国第一次以内科命名学科及书名者;《女科撮要》2卷;《过庭新录》(一名《保婴金镜录》)1卷;《外科发挥》8卷;《外科心法》7卷;《外科枢要》4卷;《正体类要》2卷,是正骨科专书;《口齿类要》1卷,是口腔和喉科专著;《疠疡机要》3卷,是麻风专著;《疠疡机要》1卷。在其所著《外科枢要》、《外科发挥》及《薛氏医案》三书中对皮外科痈疽、天疱疮、赤白游风、臁疮、时毒等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治疗作了详细论述,并附有临床医案。宋以来对痈疽疮疖的治疗主张托里内消,薛氏则指出必须辨证治疗。治法上重视脾胃,偏于温补。

第二类是经他校注和增补的著作,有宋代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24卷、《外科精要》3卷;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3卷;宋代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1卷,王纶《明医杂著》6卷;倪维德《原机启微》3卷;薛铠《保婴撮要》20卷。薛氏校书,常附以己见和医案。如对《妇人大全良方》,增加候胎、疮疡两门,附有个人治验和方剂,对《原机启微》,也有增补。

第三类纯属校刊性质。有滑寿《十四经发挥》3卷,杜本《敖氏伤寒金镜录》1卷,徐用诚《本草发挥》4卷,陶华《痈疽神秘验方》

主要作品

《内科摘要》 《女科撮要》 《外科枢要》 《外科经验方》 《疠疡机要》 《正体类要》 《本草约言》 《口齿类要》 《痘疹方论》 《薛氏医案》 《名医杂著注》 《校注陈氏小儿痘疹方论》 《校注妇人良方》 《校注外科精要》 《校注钱氏小儿药证直诀》 《校补原机启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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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高忻洙,胡玲主编.中国针灸学词典[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