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医必辨》
《知医必辨》医论著作。清代李冠仙撰于1902年。本书收评论诸家医书之得失，论述四诊，辨析病证及治法、方剂等医论13篇。皆属李氏学习心得或临床经验之总结。颇具一得之见。如分析《景岳全书》，即肯定其独到的见解，又指出专用温补之法并非景岳之过及是后人学习偏执的结果。作者对吴又可《温疫论》则持贬抑态度。现有《中国医学大成》本。
简介
《知医必辨》一卷，清．李冠仙著；冠仙，字文荣，别号如眉老人，江苏省丹徒县人。李氏本为儒生，教授于乡里，并喜医，对古典医籍钻研较深，临床诊治多效验。曾著有《仿寓意草》，该书不仅是其临证治验的纪实，而且对许多学术问题议论精辟，较之喻昌的《寓意草》更有独到之处。至晚年，其学验俱丰，发现医学日杂，许多医生狃于积习，而虚实不别，因此，著成《知医必辨》一书，意谓为明医道，纠其偏颇，不可不辨之。
本书分十三篇计三十二条，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论诸书之得失与读医书之难，举例以示初学之从违。二、论诊病须知四诊，论时邪、论初诊用药等，提出了临床辨证施治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启发后学遵之。三、对疟疾、痢疾、类中、肝气，以及妇科、儿科、外科中有关疾病的诊治，进行了论辨，介绍了自己的临证经验。四、指出当时俗医不察证之虚实寒热，妄投药饵，转致眙害。他一方面批评了吴又可之粗率，喜用攻伐，易致虚虚之害；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不善读景岳书，而偏用温补，致犯实实之误。五、提倡对历代医家学说，应吸取众长，不可偏宗。如金元间刘、张、李、朱四大家以及前明王、薛、张、冯四家，他们虽各有所偏，但都各有专长，应该择善而从，如能“细心参酌，遇热证则用河间，遇阴亏则用丹溪，遇脾虚则用东垣，遇虚寒则用景岳，何书不可读?何至咎景岳之误人哉！”
总之，本书所论所辨，多有创见和发挥，能论其所当遵，辨其所惑误。因此，该书对于初学中医者及中医临床和研究工作者，均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同时，在开展对中医学术的争鸣方面，也很有启发作用。
本书版本较少，初见于1918年绍兴医药学报社刊本，至1936年，曹炳章编辑《中国医学大成》时，将其收入第十三集医论丛刊之中。这次出版，即以《中国医学大成》本为蓝本，对其中明显的错别字则径予订正，并加新式标点符号和适当注释，以便于阅读。==作者简介== 清·李冠仙撰于1902年。本书收评论诸家医书之得失，论述四诊，辨析病证及治法、方剂等医论13篇。皆属李氏学习心得或临床经验之总结。颇具一得之见。如分析《景岳全书》，即肯定其独到的见解，又指出专用温补之法并非景岳之过及是后人学习偏执的结果。作者对吴又可《温疫论》则持贬抑态度。现有《中国医学大成》本。==成书经过== 据李氏医著自述，李氏之初，亦有志儒业，后教授乡里，课徒之余，尤其喜欢研读医书，上及《黄帝内经》，汉精仲景，晋通叔和，以至金元刘、张、朱、李四大医家，前明王、薛、张、冯（冯兆张）四大医家，皆用心研读，积久会意日深，通医道，明医术，临床诊治，多有效验。成为清道光年间名医。
清初著名医家喻昌，著《寓意草》，李氏得而细心研读，深感喻著所述丰富，所论精微，理法方药悉备，辨证论治缜密，遂得其旨意，将自己二十余年临证之中，所得古人法外之法，撰成《仿寓意草》两卷，于1835年刊行。“该书不仅是其临证治验的纪实，而且对许多学术问题议论精辟，较之喻昌的《寓意草》更有独到之处。”（王新华语）。
李氏至晚年，其学验皆丰，而见时之医者，多染积习，诊治虚实不别，用药寒热不辨，以致误人至深，他深恐后人沿误袭弊，遂奋志撰《知医必辨》一卷，书成，并未立即刊行，有友人前访李氏，见《知医必辨》尽阅之，认为李著“明白晓畅，有益于人，力劝其再增十数篇，可以付梓传世。”李氏却说：“医不通，而抄袭成文，妄灾梨枣（指书版），沽名钓誉恶习，最为可恶，予岂为之？今予所作，不过为教训后人，而设意求清醒，明白若话，使子若孙一览而知而已！”（李氏《知医必辨•自序》），由此可见，李氏著斯书，其意先是欲诫其子孙，一定要慎于医，明其道，若著书立说，要慎而言之，而对于历代医家论述的偏狭，则宜纠其偏颇，使之明晓医道。因为生命至重，诊治用药，切不可草率为之，致此，方可遂济世之心，正后人之学术。经友人反复劝说，终于1849年将此书付梓刊行。
全书13篇，计有32条。评论古今医书得失、临证须知、疾病方药等，多切中时弊，颇多见地，为后世所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氏提出：作为济世助弱、救死扶伤的医家，学习和继承历代医家学说，宜取各家之长，须防诸家之偏，临证诊治，定要明辨虚实寒热，切不可“不察证之虚实寒热，妄投药饵，转致贻害。”这一观点，其临床指导意义，迄今为止，仍然值得广大医疗工作者所重视。他在《知医必辨•自序》中指出，金元四大医家，虽然医道愈彰，而其偏宗愈甚。如“河间主用凉，丹溪主养阴，东垣主温补，洁古为东垣之师，想因道传高第，未另立书。”由于诸医立说，各执一端，而后世医家，宗其所偏，愈偏愈甚，如前明王、薛、张、冯四大医家，“大率师东垣之论，偏于温补，而张景岳则尤其偏焉者也。”以致“后人不辨，未免为其所误耳！”所以他特别强调医家，无论是著书立说，还是临证诊治，一定要“细心参酌，遇热症则用河间，遇阴亏则用丹溪，遇脾虚则用东垣，遇虚寒则用景岳”，圣哲先贤，各有专长，应择善而从之，果如斯，则“何书不可读？何至咎（责备）景岳之误人哉！”他告诫他的后人，“余家后人，设（如果）不知明辨，安知不亦害人而自害哉！”
那么，临证诊治，如何明辨？李氏在之首提出：“病之生也，百出不穷，治法总不外乎阴阳五行四字。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医以阴阳五行调治百病。要之，五行之生克，仍不外乎阴阳。阴阳即血气之谓也，气为阳，血为阴也。……气无形，而血有形，气附血以行，血无气亦不能自行。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阴阳和而万物生焉。人生一小天地，阴阳必得其平。医者偏于用凉，偏于用温，皆不得其正也。”他还强调：“惟世有古今，地有南北，人有强弱，药有刚柔”，所以为医者，一定要“知所变通”。李氏言医述道，提纲挈领，数语尽明医理，言中肯綮，深明要义，使为医者心中明了，辨而可行，行而有度，施而有法，真可谓医者之鉴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