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方之外，自行设计了四个应急易得的方子及其它单、验方，补充和发展了《伤寒论》
治疗温病的内容。他在急性热病的病因分析上，明确提出温病、时行、伤寒三种，并指出温病与时行、伤寒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不是由于一年中天气变化异常所致，而提出，“病气廉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的理论，“病气”及“鬼毒”两个概念，不仅包括有传染性的意思，还包括有些尚未被认识的东西（如病毒、细菌等），这对以后温病学派的出现和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限于当时历史条件，他不可能认识到细菌、病毒等致病病原，但他通过长期深入细致地观察，第一次描述了沙虱（恙螨）的形态和生活习性。 基于葛氏对温病基本理论的认识，使其得以对当时流行的一些传染病，有较深刻的认识，除沙虱病外，他对天花病、肺痨等病都有较为具体的描述。尤其对天花病的记载与现代医学的有关描述极其相似，他认为天花是“恶毒之气”，这里的“恶毒之气”，不仅是天花病名的原始称呼，且与前面谈及的“病气”、“鬼毒”，以及书中描述结核病提到的“尸注”、“鬼注”等，都是同一性质的概念，都是当时不能发现的不同致病物质的代名词，同时，又可看作不同疾病的不同病名。 （二）免疫学的先驱：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关于治疗狂犬咬伤，有这样一段话：“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当然，他的这一疗法，是在中医“以毒攻毒”思想指导下提出的，此法施后，若再被狂犬咬伤，是不会再发病的，这种非常朴素的免疫学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对以后免疫学的创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流行病学、寄生虫病学的先驱：葛洪对沙虱病的昆虫媒介“红恙螨”的形态、生活习性以及与沙虱病（恙虫病）的关系，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工作，并作了科学的记载，他还把沙虱和疥虫作了比较，这说明疥虫的发现，较恙螨还要早，他指出：沙虱以“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恙螨的幼虫与疥虫的外形是非常相似的，疥虫的大小不到一毫米，这在没有放大镜的情况下，能用肉眼观察到，没有科学的态度，是很难进行鉴别的，葛氏对疥虫的描述，要较其它国家对这种虫的认识至少要早八百年。在寄生虫病学方面，他首先发现了：“血吸虫病”，在《肘后备急方》中写道：“江南有射工毒虫”，“东间诸山县，无不病溪毒”（射工又名短狐、蜮；中溪毒又名中水毒、水病、中洒、中溪，或称“水弩毒”）。根据其对症状的描述：发热，头痛，四肢振淅，下部有疮色赤，或出现“疮痢”等，与现代医学的血吸虫病的证状非常相近。 对“疟疾”的认识，葛氏在《肘后备急方》中，提到了六种疟：即疟疾、老疟、温疟、瘴疟、劳疟、疟兼痢，并且提出治疗方法，其中常用者有常山、豆豉、蒜、皂荚、鳖甲等。而更为可贵的是，他提出了应用青蒿抗疟的方法。他写道：“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一发现，不仅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抗疟新药，还为近代药理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四）化学制药的先驱：葛氏一生精于炼丹术，炼丹是化学制药的萌芽。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期，我国就有炼丹方士，秦、汉时，炼丹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葛氏总结了秦、汉以前炼丹术的经验，并接触到一些重要的化学原理。他接触的化学药物是比较多的，仅其著作中提到的就有汞、硫、铝丹、雄黄、雌黄等二十多种矿物药，还有很多不纯的无机物，如石胆（碳酸钙）、矾（明矾）、石膏等，对每味药的化学特点、产地、药用价值，进行了解释；并通过长期地观察和实验研究，认识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 首先，他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还能成丹砂”。丹砂是红色的硫化汞，加热后，可分解出汞；而汞硫化合后，又可生成硫化汞。 其次，他发现了在化学反应中的金属置换作用，认识到天然硫酸铜溶液，涂于铁器表面，铁就被铜取代了，其表面生成一种红色的东西——铜。 他还发现了硫的升华作用，他用雌黄或雄黄等硫化物，进行加热，而升华提纯硫，这个工艺过程，实际上就说明了硫的升华作用。 此外，他还认识到铜盐有杀“菌”作用，其著作中提到：“铜青涂脚，入水不腐”。 （五）对临床医学的贡献：关于脚气病，他说：“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得之无渐，或微觉疼痹，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候也。不即治，转上入腹，便发气，则杀人。”这里不仅提到了脚气病的临床表现，似对神经型（“行起忽弱，微觉疼痒”）、心脏型（“转上入腹，便发气，则杀人”）等不同类型的脚气病作了鉴别。在当时，他是不可能认识到脚气病与维生素Ｂ１缺乏的关系的，但他却提出了用含有丰富维生素Ｂ１的药物，如大豆、牛乳、蜀椒、松节、松叶等进行治疗，这较国外的类似发现，要早出一千多年。 他在《肘后备急方中》最早使用“角弓反张”一词，为我国医学家一直沿用至今，从其所描述的症状（“四肢不随，烦乱欲死”）来看，似指破伤风症。 关于用催吐法救治药物中毒，关于对霍乱病的认识，对晕动病的描述等，在我国医学史上都是最早的。 《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初名《肘后卒救方》，共八卷。成书于公元３４１年（？）。应用简易的处方和易得的药物，使患者在仓促发病的情况下很快可以应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全书不仅包括了各种急性传染病，内科杂病，寄生虫病，外科，五官科急症，以及一些其他因素引起的急症的治疗方法，甚至对一些牛马疫症，也作了简要叙述。书中曾详细论述了天花流行的情况及症状，为天花病史的最早记载。同时，还对很多疾病的病因学，有较详细的论述，对一些疾病的病原病理变化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疫、痢、瘟、毒等的特点，及其传染途径。为祖国医学病因学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资料，进一步推动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学术的发展。在《肘后备急方》中还保存了不少古代医学家的经验资料，为研究这些医学家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宝贵史料。 《肘后备急方》问世后，经梁·陶弘景补其阙漏，得一百一首，改名为《肘后百一方》。后又经金·杨用道参考唐慎微《证类本草》，进行了增补，易名为《附于肘后方》。历代对《肘后备急方》虽“颇经增损”，但“大旨精切，犹未尽失其本意”。 《抱扑子》，这是一部综合性丛书，其中“金丹”、“仙药”、“黄白”三篇，是总结我国古代炼丹术和化学制药方法的名著。葛洪一生著书很多，除上述《肘后备急方》、《抱扑子》之外，还有《金匮药方》一百卷，《杏仁煎方》一卷，《玉函方》、《葛氏单方》等，可惜均已散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