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思恭

戴思恭（1324～1405），字原礼，号肃斋，浙江省诸暨市马剑镇马剑村人。明代著名医学家。其父戴士尧为名医，幼承父业，继向朱丹溪学习医术二十余年，潜心医学理论，洞悉诸家奥旨。朱丹溪弟子甚多，惟戴思恭得其真传。治疾多获神效，由是以医术名世。

明洪武年间，戴思恭被征为正八品御医，授迪功郎，由于他的疗效特别好，每次都能药到病除，所以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器重。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五月，朱元璋得病而久治不愈，下令逮捕医官，唯独慰勉戴思恭说：“你是仁义人，不用怕。”仍重用他。不久，明太祖病逝。建文帝即位后，将诸多侍医治罪，唯独提升戴思恭为太医院使。[1] 永乐初，以年老求归。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夏，再次奉召入京。冬，病卒，享年82岁。成祖亲撰祭文，派人致祭。

戴氏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在学术上继承了丹溪学派“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并有所发挥，提出“阳易亢，血易亏”气血盛衰理论，强调顾护胃气，辨证精到，施治圆活。著作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含《证治要诀》十二卷及《证治要诀类方》四卷）；《推求师意》二卷；以及校补《金匮钩玄》三卷。

戴思恭

人物简介

戴思恭医学理论，多能阐《内经》之旨，开诸家之悟。翰林学士王汝玉认为，戴思恭之医学“所得于丹溪者，触而通之，类而比之，研精殚思，明体适用……后之人能知丹溪之学者，是公有以倡启之也。”朱国桢称其为“国朝之圣医”，后人誉为“明代医学之冠”。著有《订正丹溪金匮钩玄》、《证治要诀》、《证治类方》，《类证用药》、《推求师意》等。《明史》有传。

戴思恭出身于读书人的家庭，他的祖上曾经有好几代人做过医生。戴思恭从小就深受家庭的熏陶，勤奋好学。元至正三年（1343），戴思恭和弟弟戴思温跟随父亲，徒步走到乌伤（今浙江义乌），父子三人一同拜著名医家朱震亨（丹溪）为师。当时，朱丹溪门下有众多的弟子。而戴思恭颖悟绝伦，刻苦好学，最受丹溪的赏识，所以得到的医学传授也最为精深。后来，戴思恭学成回乡，他高明的医术闻名于江浙一带地区。

人物生平

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戴思恭被朝廷征为正八品御医，授予了“迪功郎”的官职。由于他治病疗效特别好，明太祖朱元璋非常看重他。

戴思恭曾为晋王治愈了肢瘫的病症。但后来，朱元璋第三子晋恭王因旧病复发而死。朱元璋大怒，逮捕了王府的御医，要将他们治罪杀死。戴思恭上前从容进言道：“我曾经为晋王治过病，并且对您说过，今日虽然病好了，但因为他的病已深入膏肓，如果再复发就性命难保，今天果然如所言了。”听了戴思恭的这一席话，太祖朱元璋才免了各位御医的死罪。

洪武三十一年（1398）5月，太祖朱元璋患病久治不愈，迁怒于御医，下令逮捕医官。朱元璋唯独慰勉戴思恭说：“你是仁义人，不要怕。”仍重用他。不久，明太祖病逝。建文帝即位后，将诸多侍医治罪，唯独提升戴思恭为太医院使。

到了永乐初年（1403），78岁的戴思恭因年老告辞回乡。三年后，再次被征召入朝，当时的皇帝为朱棣。早在洪武年间，朱棣尚为燕王时，因患症瘕之疾，燕王府良医正（后升院判）韩彝久治不愈，太祖朱元璋就派戴思恭前往燕京（北京）诊治。戴思恭先询问了韩彝所用的药方，又问燕王有什么饮食嗜好，朱棣答：“生芹”。戴思恭说：明白了。他一剂药下，即排出诸多寄生虫，燕王的病就好了。因此，朱棣对戴思恭十分敬重。戴思恭再次入朝时已80高龄，朱棣对他特别关照，免去了他的跪拜之礼。这一年的年底，戴思恭又告老还乡。返乡十天后，戴思恭病逝，享年八十二岁。安葬在浦江之滨的独秀山。

在戴思恭最后离开朝廷返回故里之时，朱棣曾颁布诏书“朕复招汝，汝即来也”，可见已为皇帝的朱棣对戴思恭的期待与敬重，仍然期待着让戴思恭关注他的保健医疗。戴思恭死后，皇帝传谕旨予以祭奠，说了许多称赞之辞。

学说传承

戴思恭的著作有《证治要诀》十二卷；《证治要诀类方》四卷；《推求师意》二卷；以及校补《金匮钩玄》三卷。

戴思恭得到了朱丹溪学术的真传，在继承中对丹溪未竟之论予以补充、发挥，不愧为丹溪高足。丹溪说，“气有余便是火”， 戴思恭则补充说：“气属阳，动作火”，并进一步解释说：“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丹溪说：“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戴思恭则根据临床，对此加以引申，指出“传化失常”是导致郁证的关键。戴思恭写的《推求师意》一书，便是本着其师朱丹溪之道，予以研究阐发，发挥了老师的未竟之意。难能可贵的是，戴思恭身为朱丹溪弟子，对丹溪的心法领悟最深，但也善于灵活运用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之长，而不拘泥于一家之言。 垂暮之年的戴思恭，对恩师朱丹溪仍然怀着深深的敬重。公元1405年，82岁的戴思恭离开朝廷返回故乡，十天后病逝。而就在这十天里，他还抱病祭奠了先师朱丹溪的陵墓。

宋濂在《宋学士文集·翰苑续集》中撰文称赞戴思恭医术高妙，非一般医生可及，可以看出戴思恭当时的医名。明史中评价戴思恭“人谓无愧其师云”，该是对朱丹溪这位优秀弟子的最高嘉许。

学术贡献

滋阴学说的提出，在临床医学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现，但由于丹溪习医较迟，兼且在学医过程中，几乎误入歧途，后来虽然获得名师之指点，但岁月不饶人，丹溪学成已经四十四岁了，难得他仍然能够在临床病症中发现滋阴之法，但是滋阴之学术在他的手中并未能够完全成熟，直到其门人戴思恭，在他的著述中修订了丹溪之学，而间以本身的学说填补其中，滋阴之学说才比较能被人了解和接受。所以在滋阴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戴思恭在其中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修订滋阴学说

辨明气与火的关系

‘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当其和平之时，外护其表，复行于里，周流一身循环无端，出入升降，继而有常，源出中焦，总统于肺气，曷尝病于人也，及其七情之交攻，五志之间，发乖戾失常，清者遽变之为浊，行者抑遏而反止，表失卫护而不和，内失健悍而少降，营运渐远，肺失主持，妄动不已，五志厥阳之火起焉，上燔于肺，气乃病焉。何者气本属阳反胜则为火矣？河间曰：五志过极则为火也！’ （金匮钩玄 气属阳动作火论） 丹溪本来对东垣之学说“火乃元气之贼”的主张大加反对，但是在戴氏的言论中，已经显示着戴思恭已经非常了解东垣之说的真正意义，所以修正了丹溪的学说，而变成上述的言论，主张以气为人体生活所需要的正常机能，当正常机能发生混乱或妄动时，就产生了火，再因为火的出现而产生各种病变。这种机能的混乱，除了受外邪所侵之外，情绪极端变化亦会产生火的症状，这种观念其实是将东垣与丹溪两种学说，结合而产生的理论。经戴氏一说才能够让后世的习医者，了解丹溪的滋阴学说，而且因为戴思恭将东垣与丹溪两种学说做了一次结合，导致后来产生了明代温补学派的诞生，所以戴思恭的贡献实在非常重大。

阴血之难成而易亏

‘内经曰：荣者水榖之精也，和调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源源而来，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藏于脾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灌溉一身。

目得之而能视，耳得之而能听，手得之而能摄，掌得之而能步，脏得之而能液，腑得之而能气，是以出入升降，濡润宣通者，由此使然也。注之于脉则涩，充则实，常以饮食曰滋，故能阳生阴长，液汗变化而赤为血也。

生化旺则诸经持此而长养，衰耗则百脉由此而空虚，可不仅养哉！故曰血者神气也，持之则存；失之则亡。是知血盛则形盛，血弱则形弱，神静则阴生，形役则阳亢，阳盛则阴衰，又何言阳旺而生阴血也！

盖谓血气之常，阴从平，阳随气，运行于内，而无阴羁束，则气何以树立？故其致病也易，而调治也难，以其比阳常亏而又损之，则阳易亢阴易乏乏之论，可以见矣。’（金匮钩玄 血属难成而易亏论）

丹溪以日月之盈亏，来比喻人体之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其词则难顺，而其理则不通；戴氏用血液之生长变化和用途，用来解释阳气易亢，阴血易乏的论点，则比其师聪明太多！是因为日月之盈亏对人体虽有影响，但总不及血液在人体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来得大，而且容易让他人能够接受。

在上文中，戴氏先指出血液之来源，乃水榖之精华所化，并且能灌输全身，营养身体四肢百骸和五脏六腑，统经心脏而输出，而藏于肝脾两脏之中，并能分布于肺，而过虑于肾，这些血液的生理变化，与现代之生理学观念完全符合，所以容易被他人所接受。

由于血液之用途和消耗甚大，所以血液之生化旺，则诸经持此而生长和营养，一旦衰竭，则百脉由此而空虚。在戴氏的观点之中，血液本属于阴，根据神静则阴生，而形役则阳亢之意，血液之生成甚为困难，而全身器官均需要其滋养，所以阴血常有不足之呼！而体力劳动形役之际，则所需阴血之量犹多，若阴血不足则阳亢随之而现，所谓阳盛阴衰是也。此种解说比之丹溪之说，就更加浅显而易明，而且又合乎现代的生理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