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思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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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思恭(1324~1405),字原礼,号肃斋,浙江省诸暨市马剑镇马剑村人。明代著名医学家。其父戴士尧为名医,幼承父业,继向朱丹溪学习医术二十余年,潜心医学理论,洞悉诸家奥旨。朱丹溪弟子甚多,惟戴思恭得其真传。治疾多获神效,由是以医术名世。

明洪武年间,戴思恭被征为正八品御医,授迪功郎,由于他的疗效特别好,每次都能药到病除,所以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器重。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五月,朱元璋得病而久治不愈,下令逮捕医官,唯独慰勉戴思恭说:“你是仁义人,不用怕。”仍重用他。不久,明太祖病逝。建文帝即位后,将诸多侍医治罪,唯独提升戴思恭为太医院使。[1] 永乐初,以年老求归。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夏,再次奉召入京。冬,病卒,享年82岁。成祖亲撰祭文,派人致祭。

戴氏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在学术上继承了丹溪学派“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并有所发挥,提出“阳易亢,血易亏”气血盛衰理论,强调顾护胃气,辨证精到,施治圆活。著作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含《证治要诀》十二卷及《证治要诀类方》四卷);《推求师意》二卷;以及校补《金匮钩玄》三卷。

戴思恭

人物简介

戴思恭医学理论,多能阐《内经》之旨,开诸家之悟。翰林学士王汝玉认为,戴思恭之医学“所得于丹溪者,触而通之,类而比之,研精殚思,明体适用……后之人能知丹溪之学者,是公有以倡启之也。”朱国桢称其为“国朝之圣医”,后人誉为“明代医学之冠”。著有《订正丹溪金匮钩玄》、《证治要诀》、《证治类方》,《类证用药》、《推求师意》等。《明史》有传。

戴思恭出身于读书人的家庭,他的祖上曾经有好几代人做过医生。戴思恭从小就深受家庭的熏陶,勤奋好学。元至正三年(1343),戴思恭和弟弟戴思温跟随父亲,徒步走到乌伤(今浙江义乌),父子三人一同拜著名医家朱震亨(丹溪)为师。当时,朱丹溪门下有众多的弟子。而戴思恭颖悟绝伦,刻苦好学,最受丹溪的赏识,所以得到的医学传授也最为精深。后来,戴思恭学成回乡,他高明的医术闻名于江浙一带地区。

人物生平

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戴思恭被朝廷征为正八品御医,授予了“迪功郎”的官职。由于他治病疗效特别好,明太祖朱元璋非常看重他。

戴思恭曾为晋王治愈了肢瘫的病症。但后来,朱元璋第三子晋恭王因旧病复发而死。朱元璋大怒,逮捕了王府的御医,要将他们治罪杀死。戴思恭上前从容进言道:“我曾经为晋王治过病,并且对您说过,今日虽然病好了,但因为他的病已深入膏肓,如果再复发就性命难保,今天果然如所言了。”听了戴思恭的这一席话,太祖朱元璋才免了各位御医的死罪。

洪武三十一年(1398)5月,太祖朱元璋患病久治不愈,迁怒于御医,下令逮捕医官。朱元璋唯独慰勉戴思恭说:“你是仁义人,不要怕。”仍重用他。不久,明太祖病逝。建文帝即位后,将诸多侍医治罪,唯独提升戴思恭为太医院使。

到了永乐初年(1403),78岁的戴思恭因年老告辞回乡。三年后,再次被征召入朝,当时的皇帝为朱棣。早在洪武年间,朱棣尚为燕王时,因患症瘕之疾,燕王府良医正(后升院判)韩彝久治不愈,太祖朱元璋就派戴思恭前往燕京(北京)诊治。戴思恭先询问了韩彝所用的药方,又问燕王有什么饮食嗜好,朱棣答:“生芹”。戴思恭说:明白了。他一剂药下,即排出诸多寄生虫,燕王的病就好了。因此,朱棣对戴思恭十分敬重。戴思恭再次入朝时已80高龄,朱棣对他特别关照,免去了他的跪拜之礼。这一年的年底,戴思恭又告老还乡。返乡十天后,戴思恭病逝,享年八十二岁。安葬在浦江之滨的独秀山。

在戴思恭最后离开朝廷返回故里之时,朱棣曾颁布诏书“朕复招汝,汝即来也”,可见已为皇帝的朱棣对戴思恭的期待与敬重,仍然期待着让戴思恭关注他的保健医疗。戴思恭死后,皇帝传谕旨予以祭奠,说了许多称赞之辞。

学说传承

戴思恭的著作有《证治要诀》十二卷;《证治要诀类方》四卷;《推求师意》二卷;以及校补《金匮钩玄》三卷。

戴思恭得到了朱丹溪学术的真传,在继承中对丹溪未竟之论予以补充、发挥,不愧为丹溪高足。丹溪说,“气有余便是火”, 戴思恭则补充说:“气属阳,动作火”,并进一步解释说:“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丹溪说:“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戴思恭则根据临床,对此加以引申,指出“传化失常”是导致郁证的关键。戴思恭写的《推求师意》一书,便是本着其师朱丹溪之道,予以研究阐发,发挥了老师的未竟之意。难能可贵的是,戴思恭身为朱丹溪弟子,对丹溪的心法领悟最深,但也善于灵活运用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之长,而不拘泥于一家之言。 垂暮之年的戴思恭,对恩师朱丹溪仍然怀着深深的敬重。公元1405年,82岁的戴思恭离开朝廷返回故乡,十天后病逝。而就在这十天里,他还抱病祭奠了先师朱丹溪的陵墓。

宋濂在《宋学士文集·翰苑续集》中撰文称赞戴思恭医术高妙,非一般医生可及,可以看出戴思恭当时的医名。明史中评价戴思恭“人谓无愧其师云”,该是对朱丹溪这位优秀弟子的最高嘉许。

学术贡献

滋阴学说的提出,在临床医学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现,但由于丹溪习医较迟,兼且在学医过程中,几乎误入歧途,后来虽然获得名师之指点,但岁月不饶人,丹溪学成已经四十四岁了,难得他仍然能够在临床病症中发现滋阴之法,但是滋阴之学术在他的手中并未能够完全成熟,直到其门人戴思恭,在他的著述中修订了丹溪之学,而间以本身的学说填补其中,滋阴之学说才比较能被人了解和接受。所以在滋阴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戴思恭在其中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修订滋阴学说

辨明气与火的关系

‘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当其和平之时,外护其表,复行于里,周流一身循环无端,出入升降,继而有常,源出中焦,总统于肺气,曷尝病于人也,及其七情之交攻,五志之间,发乖戾失常,清者遽变之为浊,行者抑遏而反止,表失卫护而不和,内失健悍而少降,营运渐远,肺失主持,妄动不已,五志厥阳之火起焉,上燔于肺,气乃病焉。何者气本属阳反胜则为火矣?河间曰:五志过极则为火也!’ (金匮钩玄 气属阳动作火论) 丹溪本来对东垣之学说“火乃元气之贼”的主张大加反对,但是在戴氏的言论中,已经显示着戴思恭已经非常了解东垣之说的真正意义,所以修正了丹溪的学说,而变成上述的言论,主张以气为人体生活所需要的正常机能,当正常机能发生混乱或妄动时,就产生了火,再因为火的出现而产生各种病变。这种机能的混乱,除了受外邪所侵之外,情绪极端变化亦会产生火的症状,这种观念其实是将东垣与丹溪两种学说,结合而产生的理论。经戴氏一说才能够让后世的习医者,了解丹溪的滋阴学说,而且因为戴思恭将东垣与丹溪两种学说做了一次结合,导致后来产生了明代温补学派的诞生,所以戴思恭的贡献实在非常重大。

阴血之难成而易亏

‘内经曰:荣者水榖之精也,和调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源源而来,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藏于脾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灌溉一身。

目得之而能视,耳得之而能听,手得之而能摄,掌得之而能步,脏得之而能液,腑得之而能气,是以出入升降,濡润宣通者,由此使然也。注之于脉则涩,充则实,常以饮食曰滋,故能阳生阴长,液汗变化而赤为血也。

生化旺则诸经持此而长养,衰耗则百脉由此而空虚,可不仅养哉!故曰血者神气也,持之则存;失之则亡。是知血盛则形盛,血弱则形弱,神静则阴生,形役则阳亢,阳盛则阴衰,又何言阳旺而生阴血也!

盖谓血气之常,阴从平,阳随气,运行于内,而无阴羁束,则气何以树立?故其致病也易,而调治也难,以其比阳常亏而又损之,则阳易亢阴易乏乏之论,可以见矣。’(金匮钩玄 血属难成而易亏论)

丹溪以日月之盈亏,来比喻人体之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其词则难顺,而其理则不通;戴氏用血液之生长变化和用途,用来解释阳气易亢,阴血易乏的论点,则比其师聪明太多!是因为日月之盈亏对人体虽有影响,但总不及血液在人体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来得大,而且容易让他人能够接受。

在上文中,戴氏先指出血液之来源,乃水榖之精华所化,并且能灌输全身,营养身体四肢百骸和五脏六腑,统经心脏而输出,而藏于肝脾两脏之中,并能分布于肺,而过虑于肾,这些血液的生理变化,与现代之生理学观念完全符合,所以容易被他人所接受。

由于血液之用途和消耗甚大,所以血液之生化旺,则诸经持此而生长和营养,一旦衰竭,则百脉由此而空虚。在戴氏的观点之中,血液本属于阴,根据神静则阴生,而形役则阳亢之意,血液之生成甚为困难,而全身器官均需要其滋养,所以阴血常有不足之呼!而体力劳动形役之际,则所需阴血之量犹多,若阴血不足则阳亢随之而现,所谓阳盛阴衰是也。此种解说比之丹溪之说,就更加浅显而易明,而且又合乎现代的生理观点。

古籍原文

临证医案

代表方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