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书之祖，医方之经（金匮教材）
方书之祖，医方之经
徐彬《论注?序》云：“不习经义，不可以论史；不读史，不可以衡论百家之书。盖治理之变，莫备于史，而其源必出于经，此古今之通义也。张仲景者，医家之周孔也，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医家之六经也。……其《金匮要略》，即所谓《金匮玉函经》也，为后世杂症方书之祖，乃有药味、有方论之《灵》《素》也。”《金匮》是我国医学史上现存治疗杂病最早的临床辨证治疗学的专书，原书根据《内经》立法处方的原则，前22篇中创制方剂205首，被誉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特点：①立方谨严，用药精当，化裁灵活，有时一病用数方，有时一方可以治多病，充分体现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精神。如前面提到溢饮用大、小青龙汤，肾气丸治五病即是具体体现。②原书所载方剂，大体上可以体现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八法。如桂枝汤、麻黄加术汤为汗法；瓜蒂散为吐法；大、小承气汤为下法；小柴胡汤为和法；大乌头煎、通脉四逆汤为温法；泻心汤、白头翁汤为清法；鳖甲煎丸、枳术汤为消法；黄芪建中汤、当归生姜羊肉汤为补法。除体现八法的方剂外，原书尚有不少方剂体现了其它治法，如五苓散、猪苓汤、苓桂术甘汤等为除湿法；黄土汤、胶艾汤等为理血法；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桃花汤等为固涩法。③重视单味药的主治功能。如用苦参之杀虫除湿热以治狐惑病阴部蚀烂；用百合以治百合病；用茵陈、大黄以利湿退黄；用黄连泻火解毒以疗浸淫疮等，均含有专病当用专药的意义。④通过方中药物剂量的调整，产生不同疗效，主治不同病证。在复方中某一味药物重量的变化决定该方质的变化，如桂枝加桂汤，即桂枝汤原方更加桂枝二两，乃将桂枝汤解肌和营卫之功变为温通心阳、平冲降逆之效；特别重视复方中药物的相对剂量及其比例，如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三方均由大黄、厚朴、枳实所组成，只是分量比例不同，则治疗三种不同的病证（阳明实热、气滞热结腹满、饮热互结胸胃）。⑤通过配伍、发挥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使全方产生质的变化。如茵陈蒿汤，茵陈、栀子、大黄三药相合，清热利湿退黄效果明显增强；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只有把茵陈、栀子、大黄三药合用时，才能使胆汁排泄在量与质的方面增多。又如桂枝一药，配伍应用于不同方剂中，可以从多方面发挥效能。如桂枝汤、黄芪桂枝五物汤，用以调和营卫；枳实薤白桂枝汤、炙甘草汤用以宣通阳气；五苓散、苓桂术甘汤，用以温化水饮；桂枝加桂汤、桂苓五味甘草汤，用以下气降逆；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用以健运中气；乌头桂枝汤，用以散寒止痛；桂枝茯苓丸、温经汤，用以散结行瘀。由此可见，药物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经过适当配伍，更可增强疗效，扩大适应范围，这在原书中实例是很多的。⑥利用药物之间的相反相成作用进行配伍。如治“寒气厥逆”的赤丸，半夏与乌头配伍；治心下有留饮的甘遂半夏汤，甘遂与甘草配伍。⑦注重药物在方剂中的加减变化。原书遣方用药，加减变化，灵活自然，充分体现了按法立方，据证用药的原则。例如治疗胸痹病，但解胸痛，用栝蒌薤白白酒汤；如因水饮上逆而证见不得卧者，则加半夏以降水饮，成为栝蒌薤白半夏汤；如再加“胸满，胁下逆抢心”，则加枳实、厚朴、桂枝，以降胸中胁下之气，成为枳实薤白桂枝汤。所以唐宗海曾说：“仲景用药之法，全凭乎证，添一证则添一药，易一证亦易一药。”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此外，原书对于药物分量的加减，也是很考究的，如桂枝加桂汤的加重桂枝；小建中汤的倍用芍药；通脉四逆汤的倍用干姜；厚朴三物汤的重用厚朴等，体现了方剂的命名，亦含有辨证论治的意义。⑦注重药物的炮制、煎煮方法。例如附子的用法，如用以回阳救逆者则生用，且须配以干姜；如用以止痛者多炮用，不须伍以干姜，故原书中附子多为炮用。若疼痛较剧，则改用乌头，因乌头止痛较附子为强，但须与白蜜同用，既能缓和乌头毒性，且可延长药效。煎药分先煎和后下，或取其气，或取其味。如茵陈蒿汤，先煮茵陈，后入大黄、栀子。因后入大黄、栀子，可峻攻其热，久煮茵陈，则可缓出其热中之湿。服法有分顿服取药力充足；分服使药力持久；中病即止后服，以免药量过多，损耗正气；以病人体质强弱定服药量，如小青龙加石膏汤方后说：“强人服一升，羸者减之，日三服，小儿服四合。”⑧ 《金匮》方为创立、发展新医药学提供了丰富的科研资料。现代医学对急腹症、溃疡病、糖尿病、肝炎、肾炎、冠心病、阑尾炎、更年期综合征等的治疗亦大量选用《金匮》原方加减，从而取得了显着疗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