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正值我国封建社会晚期，连年战争，灾荒不断，各种传染病不断流行。在吴
又可五十九岁那年（公元１６４１年），江苏、河北、山东、浙江等省，时疫流行甚剧，又可的家乡吴县一带也不例外，据《吴江县志》记载：“当时连年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这“千村辟历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凄凉景象，使他感慨不已，愤然冲破习惯势力的桎梏、废弃仕途，不应科举，走上了研究医学的道路。他遇到的当务之急，首先是“流行病”。他刻苦钻研前人及民间有关传染病的治疗经验，不怕传染，不辞辛苦的在病区、病家为患者诊治疫病。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和临床实践，他渐渐体会到以仲景之伤寒学说来论治当时流行的一些疾病，收效甚微，有时甚至事与愿违，遂产生了另创新路，以提高疗效的想法。他推究病源，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逐渐形成一套温热病的论治方案，提高了疗效。并将这些经验，经过整理，著成《瘟疫论》一书。自此，不但瘟疫证治，有绳墨可循，而且又将温热与瘟疫，逐步合为一家，充实了中医学关于传染病的内容。又可一生，治愈了很多传染病患者，其中包括一些疑难大症，且往往是出奇制胜。有一次，他治疗一位传染病患者，大便不通，脘腹胀满，疼痛难忍，四肢强直不能动，身卧如塑，目闭口张，舌强，问话不能答，脉实有力，苔生芒刺。根据证候，是一派实热象，病情危重。据患者儿子代诉，三日来已服承气汤三剂，每剂大黄用至一两左右，病仍不减。一般医家，遇到此况，一定会考虑另立治法的。然而，吴又可则不然，他仔细权衡了患者的脉症，认为“下证悉具，药轻病重也”，不但不改方剂，反而将方中大黄增至一两五钱，连服半月而痊愈。吴氏用药之妙，可见一斑。 吴又可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诊治传染病的独特见解，对传染病的病因，传染途径，流行特点，以及治疗原则，作了充分的论述，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关于传染病病因的认识——“戾气学说”。“戾气”，又称厉气，吴又可认为，这是一种与六淫之邪有着本质不同而具有一定物质基础的致病因素。他说：“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虽然，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下，他不可能通过显微镜等手段，明确提出“戾气”，就是细菌、原虫、病毒之类的病原体，但他却断定：“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进一步肯定了“气即是物，物即是气，”明确地指出了“戾气”是有物质基础的，即造成瘟疫流行的原因，在于那些尚未被明确认识的物质。这一发现，是可贵的，是唯物的，推动了我国传染病学的发展。他在长期与传染病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不同地方，不同季节的瘟疫，可能有着不同的临床表现，根据不同的临床表现，他断定有不同的“戾气”为患。而某一“戾气”所致之病，临床症状又多相似。因此，他又进而指出“戾气”有传染性，其气一来，象徭役一样分派给很多人，人人有份“无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 （二）关于感邪途径的新认识——“自口鼻而入”。吴氏以前，对疾病感邪途径的认识，多尊《内经》、《伤寒论》之说，认为由皮毛而入。而吴又可认为：“疫者，感天地之厉气……邪自口鼻而入”。这一认识，较前有了很大进步，正确地反映了呼吸道、消化道及其他绝大多数传染病的感染途径，促进了预防和治疗方法的改进。吴氏的这一论点，对后世叶天士创立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温病学说，有很大的启发。 （三）关于传染病病机的认识：吴又可提出：“疫者，感天地之厉气……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膂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内经》疟论所谓横连募原者也。”又说：“瘟疫之邪，伏于募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营卫所不关，药石所不及，至其发也，邪毒渐传，内侵于腑，外淫手经，营卫受伤，诸证渐显，然后可能而治之。”这里强调了募原在瘟疫病变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指出感疫邪之初，往往不出现症状（即潜伏期），待与营卫相干后，方表现出表里诸症，治疗上才有目标可寻。提出这一论点，大反伤寒六经传变之常规，为其创立新的治疗方药，提出了理论根据，并对后世瘟病学派的出现，开阔了思路。 （四）对传染病提出了新的治疗方法：吴氏基于对瘟疫病机及传变特点的认识，提出了一整套分清疫毒，分而治之的治疗方案。根据他所创设的瘟疫九种传变特点（即九传），提出了不同的治法。 （１）但表不里：用白虎汤或举斑汤。 （２）表而再表：方药同上。 （３）但里不表：邪在里主上，用瓜蒂散。邪传里之中或下。用承气汤类。上、中、下皆病，仍用承气类导之。 （４）里而再里：治法同（２）。 （５）表里分传：用承气汤或三消饮。 （６）表里分传再分传：用三消饮。 （７）表胜于里，里胜于表：表胜于里时，治法同①兼顾里；里胜于表时，治法用（３）。 （８）先表后里：达原饮、白虎汤、瓜蒂散，承气汤，随证施用。 （９）先里而后表：用白虎汤，或白虎加人参汤。达原饮、举斑汤和三消饮，为吴氏首创，达原饮可疏利半表里之邪，对瘟疫初起，邪毒既不在经，又未入胃，汗下两难的情况下，应用此方，往往收到良效。而三消饮对瘟疫毒邪表里分传，尚有余结诸证者，因势利导，促使邪毒早日分离的作用。举斑汤用治温疫中气不振，斑毒内陷，疗效亦很好。这些有效方剂，至今仍被广泛采用。 （五）关于伤寒与瘟疫的鉴别：吴又可认为伤寒与瘟疫，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当疫邪内溃后，或浮越于三阳，或内结于胃腑时，所表现的症状，往往与伤寒类似。因此，在临证时，一定要仔细鉴别，方能药到病除。在这方面，吴氏提出要从流行病史，发病过程，传变机制，病势缓急，治疗效果等方面，加以鉴别。他说：“时疫初起，原无感冒之因，忽觉凛凛以后，但热而不恶寒。然亦有因所触而发者，或饥饱劳碌，或焦思气郁，皆能触动其邪，是促其发也，不因所触而发者居多，促而发者，十中之一、二耳。伤寒投剂，可一汗而解。时疫发散，虽汗不解。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能传染于人。伤寒之疲，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伤寒感而即发，时疫感久而后发。伤寒汗解在前时疫汗解在后。伤寒投剂，可使立汗。时疫汗解，俟其内溃汗出，自然不可以期。伤寒邪感在经，以经传经。时疫之邪在内，内溢于经，经不自传。伤寒感发甚暴，时疫多有淹缠二、三日，或渐加重，或淹缠五、六日，忽然加重。伤寒初起，以发表为先，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从这里可以看出伤寒与瘟疫的区别。然而，二者又不是绝对没有相同之处的，吴氏也曾说过：“其所同者，伤寒时疫，皆能传胃，至是同归于一，故用承气辈导邪而出。要知伤寒时疫，始导而终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