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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两国以佛教为桥梁，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医药交流。《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印度医书译本就有12种。印度医僧在中国传扬佛法时，也将印度医术带进中国。现存的晋唐间医书中，还可以见到印度医学“四大”学说的内容，以及耆婆等印度医家的医方、按摩术、养生术等内容。印度医学对汉族医学影响最大的是眼科。《外台秘要》转载陇上道人的《天竺经论眼》中，明确提到曾得到“西国胡僧”传授。金针拨内障术最初来自印度，给唐代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医学中汲取了印度医学中的[[三元]]素、七种物质、三种[[排泄物]]以及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等内容。中国的药物(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也传入印度，被印度人称之为“神州上药”。

中国传统医学在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各种不同医疗活动的需要，形成了一系列的医事管理与医学教育制度，产生了各种官方和民间的医药组织。在封建社会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宫廷医药管理机构，然后出现面向社会的各种医事管理和医学教育机构。此外也逐渐出现医疗保健和慈善机构、药业组织及医书出版机构。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古代见于记载的惟一的一个民间医学团体是建立于明隆庆年间的“[[一体堂宅仁医会]]”。该会由医学家[[徐春甫]]等46人组成，均为当时住在北京的医家。该会创立的宗旨是探究医理、讲习方术，精益求精、克己行仁，深戒徇私谋利之弊，助善规过，患难相济。其对会员的要求分22项(如诚意、明理、格致、审证、力学、辨脉、处方、忘利、自重、戒贪鄙、恤贫......)，这些要求注重提高会员的医术水平和医德修养。

==医书的形式==

北宋处于医书由手抄转向版刻的关键时期。宋代政府对医药的关注和大批儒臣、医官的出色工作，使大批医学资料得以保存，为中医发展作出了贡献。北宋政府为了尽可能多地搜集民间医书，曾屡次下诏向全国征集医学资料，采用多种奖励办法，抢救了不少珍贵图书。宋初医官[[王怀隐]]等所编《太平圣惠方》及政府另外编修的《[[神医普救方]]》1 000卷(今佚)，北宋末政府编修的《圣济总录》，多得益于民间进献的医药资料。为了使医书整理工作更为全面深入，北宋朝廷于嘉佑二年(1057)成立了校正医书局，采用儒臣、医官相结合的办法，尽可能保持古籍的原貌和内容的正确。如掌禹锡等校修《[[嘉佑补注神农本草]]》时，立例无所刊削，载药1 082种，校修恰当，采摭广泛，凡有次序调整处，均一一注明，体例十分严谨，从而保持了此前历代本草的内容原貌。校正医书局在整理文字资料的同时，注重实地调查，完成了全国药物调查征询工作。北宋官修医书11种，18次，校定了《素问》、《难经》、《[[甲乙经]]》、《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编修了《嘉佑补注神农本草》和《本草图经》。这些医药书实际上是中国医学的精华。它们一般由国子监刊刻，质量很高，由政府颁行各地。为了使某些重要医书永久留传，不致讹误，北宋朝廷曾命人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镌刻在石碑上。这些卓越的工作结束了宋以前医籍传抄的混乱局面，使中医的许多经典著作得以广泛留传，为医学教育提供了教本，从而为此后医学理论探讨高潮的掀起准备了物质条件。宋以后历代政府都有组织编修医书之举，但无论规模、质量和意义，都无法和宋代的医书整理工作相比。

==医学理论的探讨与验证==

明清时期医学流派当然还不止上述三派。自从金元医学争鸣以后，围绕着各种医疗学术展开的争论层出不穷。各种学科，甚至在同一学派之间，仍然存在着门派之争。这些医学流派的产生，活跃了学术空气，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其中温病学派对温热病病因病机的探讨，是中医[[病因学]]上的卓越发展。它把脏腑病机学说引伸到[[卫气营血]]的病理变化的新阶段。温病学说发展了张仲景《伤寒论》有关温病的范围和实质内容，形成了新的学说，填补了中医理论体系的空白，是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到封建社会后期最重大的进展和成就。

北宋政府组织校正的十几部重要的中医药著作，是古代中医文献的精华，也是宋以前医药资料的渊薮。经宋金元医家的研究和实践，又产生了一批个人著述，较好地反映了这段时期的医学水平。明清时期的医书更加众多，在规模、内容、形式等方面都比宋金元时期前进步。在医学流派的纷争、各科医疗经验的积累、哲学思想的新发展、清代尊经复古和考据之风的兴起，以及人口不断增加等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下，明清时代医药文献的整理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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