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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后备急方》中对若干传染病的卓越认识是葛洪的突出成就。不少见解和发现，至今仍具有重要科学价值。该书首载以[[常山]]、[[青蒿]]治疟，现代研究证明，常山确为抗疟特效药，而青蒿的有效成分[[青蒿素]]，高效、低毒、速效，被认为是现代抗疟史上继[[氯喹]]发现后的一个突破，[[狂犬病]]是当时流行的严重传染病，人们多有警惕，如《北史.王宪传》载其曾孙王唏称“先被犬伤，困笃，不赴，有故人疑其所伤非猘，书劝令赴。晞复书曰：……若疑其是猘而营护，虽非猘亦无损，疑其非猘而不疗，（忄党）是猘则难救。然则过疗则致是当时流行的严重传染病，人们多有警惕，如《北史·王宪传》载其曾孙王唏称“先被犬伤，困笃，不赴，有故人疑其所伤非猘，书劝令赴。晞复书曰：……若疑其是猘而营护，虽非猘亦无损，疑其非猘而不疗，（忄党）是猘则难救。然则过疗则致[[万全]]，过不疗或至于死。”（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说明当时社会上对狂犬病的积极防治是很重视的。葛洪在这方面又作出重要探索，《肘后备急方》记载了被[[狂犬]][[咬伤]]用狂犬脑敷创口“后不复发”之方，可谓为人工[[免疫]]思想的先驱，葛洪这一思想对后世“[[人痘法]]”的出现不无影响。葛洪还指出本病的[[潜伏期]]，“凡猘犬咬人七日发；过三七日不发，则脱也。要过百日乃为大免耳。”19世纪法国[[巴斯德]]证明狂犬的中枢[[神经组织]]中具有抗狂犬病物质，并制成[[狂犬病疫苗]]用于狂犬病的防治。该书还以时行病发黄来说明有传染性的[[黄疸病]]。在记载鬼注、[[尸注]]（类似[[结核病]]）中指出其“乃至灭门”的传染性也都是创造性的，尤足称道的是该书对[[豌豆疮]]（[[天花]]）与[[沙虱]]（[[恙虫病]]）二病的细致描述。

外科医师：《晋书》、《魏书》中可见有“[[金疮]]医”、“[[折伤]]医”之设。如：前赵国君刘曜，公元329年与石勒交战，伤十余，通中者三，被俘，“幽曜于河南丞，使金疮医李永疗之”，（房玄龄《晋书.刘曜传》，卷103，74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曜疮甚，勒载以马舆，使李永与同车而归襄国。又如公元512年，诏曰：肆州（今山西代县一带）医”之设。如：前赵国君刘曜，公元329年与石勒交战，伤十余，通中者三，被俘，“幽曜于河南丞，使金疮医李永疗之”，（房玄龄《晋书·刘曜传》，卷103，74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曜疮甚，勒载以马舆，使李永与同车而归襄国。又如公元512年，诏曰：肆州（今山西代县一带）[[地震]]，陷裂死伤甚多，……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救治之”。（魏收《魏书.世宗纪》13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由此可知本时期分裂局面下的一些政权都设有为、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救治之”。（魏收《魏书·世宗纪》13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由此可知本时期分裂局面下的一些政权都设有为[[战伤]]服务的外科与外科医家、或有随军外科医家。《刘涓子鬼遗方.序》中所说的服务的外科与外科医家、或有随军外科医家。《刘涓子鬼遗方·序》中所说的[[刘涓子]]，就是随宋武帝北征的一位外科军医。这又证明随军外科医家此期非仅李永一人。

外科手术与[[整形]]手术的新水平：关于目瘤摘除术。《晋书.景帝纪》记载，“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又“景王婴孩时有目疾，宣王令华佗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纳之傅药”。如果真是华佗所作，当是司马师生后不久进行的，因为华佗被杀与司马师生年相当，如果司马师是在生下不久便进行了目瘤摘除手术，那么术后健康生存至少40余年。尽管司马师死因可能与目瘤及摘除术有关，但无论术后5年或40年死亡，均能说明该手术是很成功的。手术的新水平：关于目瘤摘除术。《晋书·景帝纪》记载，“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又“景王婴孩时有目疾，宣王令华佗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纳之傅药”。如果真是华佗所作，当是司马师生后不久进行的，因为华佗被杀与司马师生年相当，如果司马师是在生下不久便进行了目瘤摘除手术，那么术后健康生存至少40余年。尽管司马师死因可能与目瘤及摘除术有关，但无论术后5年或40年死亡，均能说明该手术是很成功的。

[[唇裂]]修补术：晋代我国已有以修补唇裂为专长的外科医家，其技术水平也很高，这一医疗手术技术还得到了较好的传授。并代有改进和提高，这是我国外科学发展史上少见的突出例证。晋代荆州刺史[[殷仲堪]]（？～399），因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因而成为一位精于医道的武官，故其帐下多有名医。《晋书.魏詠之》记载魏詠之，生而因而成为一位精于医道的武官，故其帐下多有名医。《晋书·魏詠之》记载魏詠之，生而[[兔缺]]，为了谋取出路，于18岁时，“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以投仲堪，既至、造门自通。仲堪与语，喜其盛意，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詠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仲堪于是处之别屋，令医善疗之。詠之遂闭口不语，惟食薄粥，其厉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资遣之”。詠之术后恢复了容貌美，乃至接任仲堪职为荆州刺史。这一生动的史实说明，仲堪帐下这位以擅长修补唇裂（即兔缺、[[兔唇]]）而名闻遐迩的外科医学家手术技术高超，既以此知名，必然有许多成功的手术记录，如果疗效不高，或失败者多，则不可能力遥远的普通老百姓慕名长途跋涉去求治。

对骨折的治疗，《肘后备急方》首先报告“以竹片[[夹裹]]之”行竹[[夹板]][[外固定]]，对[[下颌关节脱位]]，创用[[牵推复位法]]至今还在沿用。《北史》还记载“子彦少常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李延寿《北史.长孙道生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84），说明当时已能进行开放性骨折扩创至今还在沿用。《北史》还记载“子彦少常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李延寿《北史·长孙道生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84），说明当时已能进行开放性骨折扩创[[复位术]]。

[[中医]]妇产科发展到晋代，出现了专科著作。在《小品方》古卷子本残卷序文内，引用的参考书目中，有《治妇人方》13卷，又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时，有《范氏疗妇人药方》11卷和妇产科发展到晋代，出现了专科著作。在《小品方》古卷子本残卷序文内，引用的参考书目中，有《治妇人方》13卷，又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时，有《范氏疗妇人药方》11卷和[[徐文伯]]《疗妇人瘕》1卷，这些[[妇科]]著作虽未见流传下来，但从现存医籍文献的有关论述中，可知这一时期，我国妇产科知识更加丰富和充实。

（4）调理心神陶冶性情施行[[胎教]]：中国自古以来，对胎教十分重视，可算是中国医学一大特色，早在《列女传》就记载有周文王之母太壬施行胎教的范例，“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据《大戴礼记.保傅篇》记载古人曾把胎教之道“书之于板，藏之，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据《大戴礼记·保傅篇》记载古人曾把胎教之道“书之于板，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并阐明了古代胎教理论的产生与《[[易经]]》中“慎始”的哲学思想有关。

2、对妊娠[[子冒]]（[[子痫]]）的认识《小品方》记载：“妊娠忽闷，眼[[不识人]]，须臾醒，醒复发，亦仍不醒者，名为[[痉病]]，亦号子冒。”后世[[巢元方]]《诸病源侯论.妊娠痉侯》则把妊娠子冒直称为《诸病源侯论·妊娠痉侯》则把妊娠子冒直称为[[妊娠子痫]]（[[妊娠中毒]]症），所描写的症候，两者几乎相同。

3、[[难产]]的处理《隋书.经籍志》记载，南朝著名僧医的处理《隋书·经籍志》记载，南朝著名僧医[[于法开]]（约公元306～365年），于旅途投宿中，见一产妇“积日不堕”（[[滞产]]），遂“令食[[羊肉]]十余脔，然后针之，须臾即下。”这可说是中医妇产科史上，应用大补气血促使[[子宫收缩]]转强，并配合针刺治疗滞产的一个成功典型病例。

魏晋期间，政府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生产力，强制女子早婚，鼓励早婚多育。据《晋书.列女传》记载，有出嫁婚龄的女子中，其成婚年龄在13～15岁间，并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家有五女者给复（免役）”。“一胎多子者常赐乳婢、谷食、彩帛等物”（房延龄等《晋书》，907、2542、2737页，中华书局，1974年）。然而当时有些医家，对此极力反对，明确主张晚婚，并提出了婚育的适当年龄。如《小品方》指出：“古时妇人，病易治者，晚嫁，人口、发展生产力，强制女子早婚，鼓励早婚多育。据《晋书·列女传》记载，有出嫁婚龄的女子中，其成婚年龄在13～15岁间，并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家有五女者给复（免役）”。“一胎多子者常赐乳婢、谷食、彩帛等物”（房延龄等《晋书》，907、2542、2737页，中华书局，1974年）。然而当时有些医家，对此极力反对，明确主张晚婚，并提出了婚育的适当年龄。如《小品方》指出：“古时妇人，病易治者，晚嫁，[[肾气]]立，少病，不甚有伤故出，今时嫁早，肾根未立而产，伤肾故也。是以今世少妇有病，必难治也，早嫁、早经产，虽未病亦夭也”。在《[[妇人大全良方]]》引述的南齐诸澄《褚氏遗书.求嗣门》中也提出：“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引述的南齐诸澄《褚氏遗书·求嗣门》中也提出：“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唐欲阴[[阳气]]完实而交合，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子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寿”。这种根据妇女[[生长发育]]理论和优生观点来反对当时政府实施早婚多育的措施，表现了我国南北朝时期妇产科的进步。

此外，此期对齿科的医源性疾病也有所描述，《晋书.温峤传》载：“温（峤）先其齿疾，至是拔之。因此外，此期对齿科的医源性疾病也有所描述，《晋书·温峤传》载：“温（峤）先其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末旬而卒”，从此例可知晋代已有以[[拔牙]]治疗牙齿病者。但联系到死因，只能说与拔牙有关，但也不能排除单因中风致死者，故单纯因拔牙之[[医疗事故]]尚难成立。

从[[三焦]]学和[[病理学]]角度，进行分析，这是《脉经》的首创，阐述了[[经络]]藏府表里、会合部位、临证表现等各方面的密切关系。《脉经.第四》：“藏府表里、会合部位、临证表现等各方面的密切关系。《脉经·第四》：“[[腰脊强]]痛，不可俯仰，大人[[癫病]]，小儿[[风痫]]疾”等，此方运用[[督脉]]经穴。治疗癫疾等病证，经过千百年来的反复验证，确有良效，表明了《脉经》在经络病侯上，其学术成就的现实价值和深远影响。《脉经》阐述20多个穴位。未见于前人文献记载，在[[针刺深度]]上，提出足[[三阳]]经穴可刺6～9分，足[[三阴]]经穴，可刺3～6分。《脉经》卷六以[[足厥阴肝经病]]，取[[大敦]]、[[曲泉]]、太冲；[[手太阴肺经病]]，取[[少商]]、[[太渊]]、[[尺泽]]；[[足少阳胆经病]]，取[[足三里]]；[[足太阳膀胱经病]]，取委中等，无一不贯穿着循经取穴法则，并提出了远取穴与近取穴相结合，取躯干穴与四肢穴相结合的配穴规律。[[五藏]]病既可取四肢远隔的[[俞穴]]，又可取相邻近的[[募穴]]治疗。这种配穴原则的确立，为后世所遵循。

早在汉代[[张仲景]]已采用[[人工呼吸]]法急救自缢或水溺窒息患者，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窒息的救治又有所发展。《肘后方》“自溢死”“卒[[中恶]]死方”中记载。可“捧两手忽放之，须臾死人自举手捞人言痛”（葛洪：《肘后备急方.救亭中恶死方第一》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印版），其意为活动死方”中记载。可“捧两手忽放之，须臾死人自举手捞人言痛”（葛洪：《肘后备急方·救亭中恶死方第一》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印版），其意为活动[[上肢]]扩胸以恢复呼吸；另一法是“以热血沥口中、并以竹筒吹其下部，极则易人，气能下即活”。《小品方》亦有数条抢救窒息的记载：“疗[[溺死]]身尚暖者方：便脱取暖釜覆之，取溺人伏上，腹中水出便活也”，这些有关溺死及窒息的治疗记载，是符合急救原则的。

止血为急救医学的重要问题之一。《肘后备急方》对各种原因出血，采取了多种治疗办法，如压迫止血：“……，[[苦酒]]渍棉塞[[鼻孔]]”。烧灼（葛洪《肘后备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卷之二，第14页，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烧灼（葛洪《肘后备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卷之二，第14页，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丹波康赖]]：《[[医心方]]》，卷五，第138页，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止血：“忽乱伤舌下[[青脉]]，血出不止便杀人方：可烧纺铁以灼此脉令焦。”（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九，第78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外敷及内服药物止血止痛：“《肘后方备急》疗金疮方……[[狼芽草]][[茎叶]]熟捣，[[敷贴]]之，兼止血止痛，又方五月五日掘葛根暴干捣末，敷疮上止血止痛”（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九，第785页，人民卫主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续断]]膏方……膏成去滓，若深大疮者，但敷四边，未可使合；若浅小疮者，但通敷便相连，令止血住痛，亦可以酒服如[[杏子]]大”。这些关于创伤止血的处理原则和治法记载，反映出止血术实践经验的逐步丰富。

此期尚有关于灌肠导尿、[[穿刺]]放[[腹水]]、[[消化道]]异物取出等急救医疗技术的记载。据《[[证类本草]]》引葛洪《肘后备急方》称：“治小便不通及[[关格]]方，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水解之，简中吹下部，取通”（唐慎徽：《证类本草》，卷九，[[王瓜]]条，第220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古以[[大便不通]]为[[内关]]，小便不通为[[外格]]，二便俱不通为关格。故此记载反映出公元四世纪可能已经运用的原始灌肠术及导尿术。《肘后备急方》未曾提出较详尽的导尿技术，但可以称得上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导尿记载。至于灌肠术，尚可上溯到东汉末年，张仲景将竹管套入猪[[胆囊]]内，把[[猪胆汁]]灌入[[直肠]]进行导泻的记载。（李经纬：“中国古代外科成就”《科学史集刊》（5）：1～12．1963），对[[大腹]][[水病]]，《肘后备急方》在提出多种内服药消腹水的办法后指出：“若唯腹大，下之不去，便针脐下二寸，入数分，令水出孔合，须腹减乃止”（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卒大腹水病第二十五》，卷之四，第2页，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这是继《内经》之后，我国古代，《肘后备急方》在提出多种内服药消腹水的办法后指出：“若唯腹大，下之不去，便针脐下二寸，入数分，令水出孔合，须腹减乃止”（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卒大腹水病第二十五》，卷之四，第2页，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这是继《内经》之后，我国古代[[腹腔穿刺术]]的早期记载之一。

三国吴国末年，我国首次进行了烧死的[[动物试验]]，发现了生前烧死与死后烧尸的初步鉴别法。“张举，吴人也，为句章令。有妻杀夫，因放火烧舍。乃诈称火烧夫死。夫家疑之，诣官诉妻。妻拒而不承，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之，一活之，乃积薪烧之，察杀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中，果无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疑狱集.张举烧猪》并见《太平御览》卷267《职官.良令长》），与亲仅鉴定有关的事例最早见于三国时代。据谢承《会稽先贤传》载：“陈业之兄渡海殒命，时同死者五、六十人，尸身消烂而不可辨认。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者，必有异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应时沁入，余皆流出。”这是用于兄弟之间的滴骨验亲事例。父子间的滴骨验亲实例见于南朝的记载（《南史.孙法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以父尸不测，入海寻求。闻世间论是至亲，以血沥骨，当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见枯骨则刻骨灌血，如此十余年，臂胫无完全，血脉枯竭，终不能逢。”与此同时代，也有阳性结果的实例：“豫章王综，其母淑媛，自齐东昏宫得幸于高祖，七月而生综，宫中疑之。综年十四、五，恒于别室祀齐氏七庙，又徽服至曲阿拜齐明帝陵，然犹无以自信，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骨，沥臂血试之，既有征矣。在西州生次男，月余潜杀之。瘗后，遣人发取其骨，又试之，发现了生前烧死与死后烧尸的初步鉴别法。“张举，吴人也，为句章令。有妻杀夫，因放火烧舍。乃诈称火烧夫死。夫家疑之，诣官诉妻。妻拒而不承，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之，一活之，乃积薪烧之，察杀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中，果无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疑狱集·张举烧猪》并见《太平御览》卷267《职官·良令长》），与亲仅鉴定有关的事例最早见于三国时代。据谢承《会稽先贤传》载：“陈业之兄渡海殒命，时同死者五、六十人，尸身消烂而不可辨认。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者，必有异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应时沁入，余皆流出。”这是用于兄弟之间的滴骨验亲事例。父子间的滴骨验亲实例见于南朝的记载（《南史·孙法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以父尸不测，入海寻求。闻世间论是至亲，以血沥骨，当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见枯骨则刻骨灌血，如此十余年，臂胫无完全，血脉枯竭，终不能逢。”与此同时代，也有阳性结果的实例：“豫章王综，其母淑媛，自齐东昏宫得幸于高祖，七月而生综，宫中疑之。综年十四、五，恒于别室祀齐氏七庙，又徽服至曲阿拜齐明帝陵，然犹无以自信，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骨，沥臂血试之，既有征矣。在西州生次男，月余潜杀之。瘗后，遣人发取其骨，又试之,验，遂信以为实。”（《粱书.预章王综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验，遂信以为实。”（《粱书·预章王综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