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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是先秦哲学的两个名词。阴阳作为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被广泛用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阴阳交替又被看作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医学中引进阴阳，不仅方便归纳某些孤立的现象，也为解释其中的变化提供了依据。《内经》肯定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应象大论》)的思想，把阴阳视为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普遍规律。因此，“[[阴平阳秘]]”(《素问.生气通天论》《素问·生气通天论》)是人体处于正常的[[生理]]状态，阴阳不平衡则是产生疾病的根源。治病的根本意义就是调整阴阳。作为一个总纲，阴阳被广泛用于归纳[[邪正]]、盛虚、[[脏腑]]、[[经络]]、[[脉象]]、[[寒热]]、气味、[[表里]]等众多不同层次的医学内容，沟通了解剖、生理、病理、诊断、养生、治疗等许多方面。

伤寒是一类[[外感]][[热病]]的总称。张仲景的《[[伤寒论]]》(《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系统地总结了东汉以前诊治伤寒的理论和经验。该书以[[六经]]分证[[论治]]，其六经内容与《素问.，其六经内容与《素问·[[热论]]》中的有关论述一脉相承。[[六经辨证]]即以六经(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为纲，辨析伤寒不同阶段的[[证候]]，把疾病发生发展与脏腑经络相联系，综合认识其证候的本质属性，进而制定治法。后世的“辨证论治”即脱胎于《伤寒论》六经篇目(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这种临床诊治方法已跳出了经验医学的窠臼，因此它对后世[[医家]]的影响已不限于治疗伤寒。《伤寒论》中选用的方剂大多[[配伍]]严密、主治明确、疗效显著，因而被后世尊为“众方之祖”(或称[[经方]])，对方剂学发展影响深远。围绕着《伤寒论》及伤寒的研究，形成了中国医史上的[[伤寒学派]](或[[经方派]])，为提高中医临证水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医方是药物治病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有现称方剂的内容。古有[[伊尹]]创制[[汤液]](早期医方的一种称呼)的传说。现存最早的方书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其中多数医方为经验实录，无方名。《汉书.艺文志》已载录方书11家，274卷。《内经》中已提到》，其中多数医方为经验实录，无方名。《汉书·艺文志》已载录方书11家，274卷。《内经》中已提到[[君臣佐使]]和[[七方]](大、小、缓、急、奇、偶、复)的组方原则，但现知直到《伤寒杂病论》，方剂的组成和运用才与[[辨证]]立法紧密结合。医疗实践是不断产生新方剂的主要源泉。东汉以后，经验医方的积累又有了长足发展。晋代[[葛洪]]《[[肘后方]]》、南北朝[[陈延之]]《[[小品方]]》等多种医方书，记载了大量的民间经验方，在治疗范围和所用药物方面超过了《伤寒杂病论》所载。唐代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大型医方书，广泛收集各类医方，按专科或疾病等门类编排。此后几乎每隔一段时期，都会有以汇辑医方为目的的大型医方书出现，如宋代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明代的《[[普济方]]》等。在某些综合性医书或药物书(如《本草纲目》)中也常收有大量的方剂。

随着中医学的发展，分支学科逐渐形成并分化日细。朝廷医事管理中的医学分科和学术上各科的建立虽然关系密切，但并不是同步发展的。《周礼.天官》分医学为随着中医学的发展，分支学科逐渐形成并分化日细。朝廷医事管理中的医学分科和学术上各科的建立虽然关系密切，但并不是同步发展的。《周礼·天官》分医学为[[疾医]]、[[疡医]]、[[食医]]、[[兽医]]四科，这种行政分工式的分科，其标准并不统一。疾医、疡医以所治疾病类型为据，食医是按治疗手段分科，兽医为治疗对象不同而设。同样以治疗手段为分科依据的针灸，在医学发展的早期，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早已形成了专门学问，但其在医事管理制度中设科却晚至7世纪的唐代。兽医分工虽早，但在学术体系上始终未能完全建立起来。而现今常用的内科一词，在古代很少使用。作为临床分工，古代的疾医、[[体疗]]科大致相当于内科，但范围稍大。宋代的“[[大方脉]]”一科，则与今内科相当。然而在学术上，内科的建树与整个中医的理论实践成就很难截然划分。前述的伤寒、杂病、病源等，归于一科就很牵强。从学术体系角度来看，针灸形成专科最早；魏晋六朝以后，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先后建立起来。

属《周礼》中的“疡医”，其分工是治疗[[肿疡]]、[[溃疡]]、[[金疮]]和骨伤。唐宋以后，疡科和[[骨伤科]](古有“[[接骨]]”、“[[正骨]]”、“[[折疡]]”等多种名称)或分或合。早期中医治疗外科[[疮疡]]的经验积累可见于战国医书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就是外科治疗专书。《灵枢.的经验积累可见于战国医书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就是外科治疗专书。《灵枢·[[痈疽]]》对外科常见疾患已有理论论述。现知最早全面总结外科知识的专书是经南北朝[[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其中含有丰富的治疗经验。古代外科的成就甚多，史书记载三国时华佗已能用麻沸散作麻醉剂进行复杂的外科手术，东晋已能进行[[唇裂]]修补术，隋代已能成功地施行[[肠吻合术]]、[[大网膜切除术]]等外科手术。进行外科手术所必须解决的[[麻醉]]、[[止血]]、预防[[感染]]等重大问题，在古代已有尝试并取得经验。药物麻醉(酒、曼陀罗等)是主要麻醉法。止血则采用[[结扎]][[血管]]、烧灼止血等方法。此外，烧灼手术器具(或煮沸处理)、用酒清洁[[创伤]]局部是当时所能采用的[[消毒]]措施。虽然中国古代成功地施行了许多很有意义的外科手术，但[[解剖学]]的欠发达，麻醉、消毒、止血技术的不足，均限制了外科手术的深入发展。从事外科的医生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技术水平多取决于经验，有较大的风险。因此，外科的手术疗法在整体水平上从隋唐的高峰状态逐渐下降。但中医外科[[内治法]]却从宋代开始有较快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内治理论有了新的总结。内治法的进步之处是强调外科病与人体的整体联系，所谓“外科必本诸内”([[薛己]])。宋代外科[[内治]]又分为“内消”(用消散药平复未[[化脓]]的肿疡)、“托里”(用扶助[[正气]]药托毒外出，以防毒邪内陷)等法，采用早期药物治疗防止化脓或疾病深入发展。宋代[[东轩居士]](其姓氏不详)《[[卫济宝书]]》、[[陈自明]]《[[外科精要]]》等著作，在外科疾病的鉴别诊断、[[辨证施治]]、治疗方法上均有较丰富的论述。元代[[窦默]]《疡医经验全书》、[[齐德之]]《[[外科精义]]》对疮疡的内外治法又有所发展。此后，外科内治中又出现了“以消为贵，以托为畏”(明代《[[外科理例]]》)、“痈以寒为内消，疽以热为[[内托]]”(清代[[祁坤]]《[[外科大成]]》)等更为细致的治疗原则。清代王洪绪创用[[阳和汤]]治疗[[阴疽]]，成为用温热药治气血寒凝所致的阴疽证代表方。但是，主张内治痈疡的一派医家常走到另一个极端，王洪绪就是反对用手术排脓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此说相对立的主张是外科治疗仍须重视外治法。明代[[申拱辰]]《外科启鉴》主张早期治疗当用手术，把手术作为根治某些外科证的重要手段。[[陈实功]]《[[外科正宗]]》在不排斥内治法的同时，特别强调外治(外用药及手术)的重要性。不同学术见解的争论进一步丰富了中医外科的内容。对某些危害较广的外科病的研究，导致了一系列专著出现，如明代[[沈之问]]《[[解围元薮]]》是侧重治疗麻风病的专著，明代[[陈司成]]《黴疮秘录》是治疗[[梅毒]]病专书，它们在治疗麻风、梅毒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理法]]方药。

无论在理论还是临床实践上都发展得比较早。《内经》中对妇女的解剖、生理、病理特点都有比较正确的描述，并谈到[[闭经]]、[[崩漏]]、癥[[瘕]]、[[不孕]]、[[子瘖]]等多种疾病的诊治。战国时期已有专职[[妇科]]医生(“[[带下医]]”)，据载名医扁鹊就曾在邯郸当过“带下医”。西汉初年宫廷中的妇产科医生称作“[[乳医]]”或“[[女医]]”。现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胎产书]]》是最早的[[产科]]专著，其中的“十月[[养胎]]”说，涉及[[妊娠]]各期的日常生活保健，由此而发展起来的“[[胎教]]”说，一般认为有利于优生。中医早期的妇产科，以重视产育为特点。张仲景《金匮要略》，依妇人妊娠、产后、杂病([[月经]]、[[带下病]]等)为序，先论胎产。唐代[[昝殷]]的《[[经效产宝]]》，专论妊娠、产难、产后病。[[妇产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隋唐之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诸病源候论》所载妇产科[[病症]]有283种之多。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明确提出“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这表明妇产科在唐代已完全建立了其学术体系。但直到宋代，医事制度中才将产科(也含有妇科内容)独立出来。宋代妇产科发展形成了一个高潮，涌现了一大批妇产科专著，尤以产科著作为众。[[郭稽中]]《[[产育宝庆集]]》、[[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方》、亡名氏《[[产宝]]诸方》、杨子建《[[十产论]]》，为当时产科专著之佳作。护胎、接生(包括[[胎位]]转正)技术已比较成熟。南宋时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总结了前人妇产科成就，内容全面、辨证详明。如对[[癫痫]]、[[风痉]]、[[破伤风]]三症，以及[[乳痈]]、乳岩两病的鉴别诊断，都相当准确。书中也有不少治疗经验，如催产方中用[[兔脑]](现知含[[催产素]])等。一些治疗经验被归纳为治疗原则，如“大抵产前先[[安胎]]，产后先补益”等。《妇人良方大全》以其内容的系统、资料的丰富，成为[[中医史]]上一部承上启下的重要妇科著作。此后著名的妇产科著作大多从中汲取养料。宋元以后，妇科疾病的研究日渐增多。医学理论的争鸣为妇科临证增添了新的内容。明代的《[[证治准绳]].女科》、《·女科》、《[[妇人规]]》、《[[济阴纲目]]》及清代的《[[傅青主女科]]》等，对妇科证治不断补充，并使之更加实用。产科发展则相对迟缓，但值得一提的是清末盛行的《[[达生篇]]》中，主张[[临产]]六字诀：“睡、忍、痛、慢[[临盆]]”，对[[正常分娩]]有实际指导意义。

中国和印度两国以佛教为桥梁，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医药交流。《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印度医书译本就有12种。印度医僧在中国传扬佛法时，也将印度医术带进中国。现存的晋唐间医书中，还可以见到印度医学“四大”学说的内容，以及耆婆等印度医家的医方、按摩术、养生术等内容。印度医学对汉族医学影响最大的是眼科。《外台秘要》转载陇上道人的《天竺经论眼》中，明确提到曾得到“西国胡僧”传授。金针拨内障术最初来自印度，给唐代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医学中汲取了印度医学中的中国和印度两国以佛教为桥梁，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医药交流。《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印度医书译本就有12种。印度医僧在中国传扬佛法时，也将印度医术带进中国。现存的晋唐间医书中，还可以见到印度医学“四大”学说的内容，以及耆婆等印度医家的医方、按摩术、养生术等内容。印度医学对汉族医学影响最大的是眼科。《外台秘要》转载陇上道人的《天竺经论眼》中，明确提到曾得到“西国胡僧”传授。金针拨内障术最初来自印度，给唐代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医学中汲取了印度医学中的[[三元]]素、七种物质、三种[[排泄物]]以及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等内容。中国的药物(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也传入印度，被印度人称之为“神州上药”。

为管理替皇家医疗保健服务的医务人员而设。《周礼.天官》分医为四科为管理替皇家医疗保健服务的医务人员而设。《周礼·天官》分医为四科(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其中食医即专门负责皇帝的饮食。历代宫廷的医疗保健均由[[太医]]负责。直接给皇帝看病的医生又常叫做[[侍医]]或御医。太医隶属于[[太医局]]。围绕着帝王的医疗，又设立了[[尚药局]](或[[御药院]])等药物采办调剂机构，分工严密，各负其责。如隋代尚药局每季由太常官检查药物，储新换陈，专设御药库储存皇帝常备药物。宫廷用药除必要的采办之外，还接受各地方政府及各国的贡献，由专人检验收贮。此外，在北齐、隋、唐、元、明等朝代，还有专为皇太子服务的[[药藏局]]和[[典医监]]。

《周礼.天官》中已记载有“医师”一职，负责“《周礼·天官》中已记载有“医师”一职，负责“[[掌医]]之政令”，聚集药物以供医疗之需。医师之下又有士(负责医疗的医生)、府(药物、器械及财务管理人员)、史(文书和病历管理人员)、徒(各种差役及看护人员)四类人员。[[医士]]接待社会上各种患者，分科诊治，建立病历。年终根据治愈率来决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秦代这种“医师”的职责由[[太医令]]、丞掌管，他们除管理宫廷侍医之外，也负责国家医药政令。太医令的名称、职责，后世续有变迁，至隋唐时，形成了[[太医署]]和尚药局两大机构。尚药局系宫廷的御药房，太医署则管理宫廷及王公大臣的医疗事务，兼负责医学教育，成为全国医药行政及医学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这一机构在宋代又分为[[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太医局则专门负责医学教育。但元明以后，太医院又行使全国医药行政及医学教育职责。供职于这些医药行政管理机关的官员统称医官。医官中的某些人仍随时听从调遣，为宫廷服务，但其管理范围已不限于宫廷。唐宋元明时，国家重要医药书籍的编纂都有医官参加。北宋《圣济总录》、《[[圣济经]]》等书，都由医官参与撰写。每当疫疾流行、灾变、酷暑时，太医局(院)等中央医药机构负责组织医务人员救治或赈济药品。宋代大臣有疾，皇帝可委派太医(宣医)上门诊治，以示恩泽。但这种“宣医”使病者耗费甚大，故时有“宣医破财”的俗谚。此外，太医院等中央医药管理机构还负责选拔医学人才，以充实宫廷和地方医学管理机构。在对外交流活动中，医官又肩负为外国首脑治病、讲授医学等职责。外国医学使者来访，亦由太医院负责接待。如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朝鲜医官崔顺立、安国臣访华，由太医院御医[[傅懋光]]、太医朱尚约等四人接待，切蹉医学。因此，国家的医药行政机构对全国医药管理、教育、出版、外事交流等均起着重要的作用。

医学校分科制度可溯源于《周礼.天官》所载，但明确地将医学分科施用教育部门，则始于隋唐。最初的分科是粗线条的，以后逐渐分化。总的趋势是随着学术的发展，医学分科愈来愈细。医学的进步也淘汰了一些科目医学校分科制度可溯源于《周礼·天官》所载，但明确地将医学分科施用教育部门，则始于隋唐。最初的分科是粗线条的，以后逐渐分化。总的趋势是随着学术的发展，医学分科愈来愈细。医学的进步也淘汰了一些科目(如清代已不设[[祝由科]])。医学分科和各朝代的社会背景有一定关系，如元代新设“正骨兼[[金镞科]]”，这与元代蒙古族马上征战频繁，迫切需要军阵外科有关。清代取消了[[针灸科]]，是因为统治阶级认为“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以针灸不适治疗帝王而停办这一分支学科。医学的分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医学发展的趋势。各朝医学校采用的教材大同小异，重视经典著作学习是共同的特点。以宋代为例，《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嘉佑补注本草]]》是各科必修基础科，然后再根据各科特点选修其他教材。如方脉科(内科)要攻读《脉经》、《伤寒论》等。

除官办医学之外，中国传统医学的教育主要依靠师带徒、家传、民办医校或自学等形式。史书记载，扁鹊学医于长桑君，[[淳于意]]先后师事[[公孙光]]及[[公乘阳庆]]。南北朝的[[徐之才]]，属于世医出身，八代为医。历史上世代为医的现象屡见不鲜。在手抄医书时代，医书常被医家珍秘不传，早期医学经验疗法占较大[[比重]]。因此，师传和家传是早期民间医学教育的主要形式。《礼记.曲礼》中甚至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一说，即反映了当时重视医学经验的世代积累的心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也可自学成才，如晋代皇甫谧中年以后才自学医术。这种现象在宋代以后更为普遍。医书的雕版印刷为自学者求书提供了方便。宋明清大批仕途失意文人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口号自慰，通过自学和访师求得指点而入。因此，师传和家传是早期民间医学教育的主要形式。《礼记·曲礼》中甚至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一说，即反映了当时重视医学经验的世代积累的心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也可自学成才，如晋代皇甫谧中年以后才自学医术。这种现象在宋代以后更为普遍。医书的雕版印刷为自学者求书提供了方便。宋明清大批仕途失意文人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口号自慰，通过自学和访师求得指点而入[[医林]]。民间办医学校在中国并不多见。虽然有的医家门徒甚多(如宋代[[庞安时]]授徒60余人)，但很难说是通过自办学校培养的。明末名医[[张志聪]]建立侣山堂，招同道、弟子论医讲学。这是仿儒家的书院形式，可以说是一种民间医校。与官办医校不同的是，民间师带徒大多注重临床实践，在随师临诊中学习。为适应这种方式，必须先解决临床实用性内容的启蒙教育问题，因此明清大批医药普及入门书应运而生。学徒出身的医生一般临床处理能力较强，但理论不足，每囿于一家一派的经验。而儒士[[习医]]，则每每与学徒相反。当然，无论是私相传授还是自学成医者，都造就了不少名医。他们运用自己的实际经验和理论探讨心得，推动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

刘河间的《素问病机原病式》着重阐发了《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刘河间的《素问病机原病式》着重阐发了《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病机十九条]]，认为其中以[[火热]]有关的病机最多。他还认为，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之中，火热有二(火、暑)，其他[[四气]]也都能化火生热，火热又往往产生风、燥。因此，他的见解是“[[六气皆从火化]]”。从这一立场出发，刘河间治当时的伤寒(实则多为后世的[[温病]])，多用寒凉药，创制了一系列的[[清热]]通利方剂，故后世将他作为“[[寒凉派]]”的代表人。刘河间的弟子和私淑弟子继承了他的学术思想，形成了“[[河间学派]]”。这一派成就最大的是[[张子和]]，他认为天下太平之时，人多静逸，静属阴，用温药解表[[发汗]]，有些效果。但像他所处的天下大乱之时，战争、[[饥荒]]、赋役迭相扰动，动属阳，诸病从火化，再用辛温就不行了，应该用刘河间的辛凉之剂。鉴于当时某些医生好补成风、滥用香燥，张子和旗帜鲜明地提出治病必先攻邪，邪去则[[元气]]自复。他的攻邪思想落实在发展和丰富了汗、吐、下三种治疗大法上，故后世将他称作“[[攻下派]]”代表者。张子和的汗、吐、下[[三法]]与《素问》及《伤寒论》的某些论说也有密切关系。

明清时期民间印书业十分发达。为了适应学医者对医书的需求，出现了不少医学全书、类书和丛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该书辑录了230余部医籍及其他文献中的内容，全面丰富。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和王肯堂的《证治准绳》也都是学验皆富的医学全书。清代蒋廷锡等受命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医学部分(即后世单行的《古今图书集成.即后世单行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集录古典医籍注释、临证各科证治、医家传略、医学艺文与记事等内容，为清代著名的医学类书。而医学丛书的数量更为众多。王肯堂、吴勉学编辑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收集了明代以前重要医书44种。清政府诏令纂修的《医宗金鉴》，包括了从理论到临床各科的内容。文字通俗，取材精当，是非常实用的医学丛书。此外，私人撰写的医学丛书甚多，影响较大的有[[汪机]]的《[[汪石山医书]]》、薛己的《[[薛氏医案]]》、张璐的《[[张氏医通]]》、徐大椿的《徐灵胎医书八种》、[[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陈修园的《[[南雅堂医书全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