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
陶侃（259年－334年7月30日），字士行（一作士衡）。本为鄱阳郡枭阳县（今江西都昌）人，后徙居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西）。东晋时期名将。 陶侃出身贫寒，初任县吏，后逐渐出任郡守。永嘉五年（311年），任武昌太守。建兴元年（313年），任荆州刺史。官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咸和九年（334年），陶侃去世，获赠大司马，谥号桓。有文集二卷，其曾孙为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 他平定陈敏、杜弢、张昌起义，又作为联军主帅平定了苏峻之乱，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他治下的荆州，史称“路不拾遗”。他精勤于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所称道。在后将军郭默擅自杀害赵胤后，即率兵征讨，不费一兵一卒就擒获郭默父子，因而名震敌国。 唐德宗时将陶侃等历史上六十四位名将供奉于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成王庙六十四将。宋徽宗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人物经历
家境贫寒，仕途艰难 原籍都昌，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西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馀”，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斥。陶侃少年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馀里。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陶侃也倾心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陶侃独请行，“众咸服其义”。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份，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贾南凤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大约在296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馀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终于在张华的推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匆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投身戎旅，建立军功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301）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十分生气，“遣臻还轶”。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马睿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王敦即督陶侃、周访等进击杜弢。建兴元年（313），荆州刺史周访被杜弢围困在寻水城。陶侃遣军击之，杜弢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杜弢果然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败军退入长沙。王敦即表陶侃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陶侃初战即获大胜，刘弘十馀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于是乎有些飘飘然了。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侃兵大败。再战，陶侃的坐船也被叛军钩住。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弢交成，所战连捷。建兴三年（315）杜弢起义终于被陶侃镇压下去。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当陶侃踌躇满志准备赴荆州上任时，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旧剧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馀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皆请乘胜击温劭；侃笑曰：‘吾威名已着，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陶侃遂进据广州。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馀年间，已功名卓着。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下就呆了十年。 忠顺勤劳，好似孔明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讧。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复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①，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陶侃入主荆州，“荆州士女相庆”。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因此他“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馀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这样。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缜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将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馀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桓温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钉装船。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平息叛乱，都督八州 太宁三年（325）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在东晋荆、扬的矛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应詹咸和元年（326）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酝酿中的荆、扬矛盾出现变化。苏峻攻进建康，挟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时，凭江州兵难以平定苏峻之乱。温峤遂邀陶侃率荆州兵同赴国难。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后庾亮修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温峤屡说而不允。后温峤“固请之”，其子陶瞻又为苏峻所杀，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荆州军至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高名，为名士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即与庾亮、温峤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使诸军能够同心协力，终于平定叛乱。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而。’”陶侃对庾亮如此宽容，诸将谁不力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食，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人劝解，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十馀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而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仍驻荆州。咸和五年（330）江州刺史刘胤为后将军郭默所杀。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指责王导这种纵容作法，随即起兵抵江州，将郭默等斩首。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 《晋书·陶侃传》称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但通观东晋一代，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或与中央对抗，或遥制朝权，陶侃也不会例外。况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所以，《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是有根据的。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陶侃自称“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才得以出人头地。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②。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其次，元帝、明帝两朝荆、扬对峙，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京口距建康仅二百馀里，便于接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咸和五年，陶侃“尝欲起兵废（王）导”，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因“郗鉴不从乃止”。这种上、下游间实力的变化，使陶侃虽有“窥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馀，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然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荆州西临成汉，北接后赵。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奥经营巴东，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①，因其病重而作罢。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遣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溪。时年七十六。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历史评价==
师圭：君左手中指有竖理，当为公。若彻于上，贵不可言。 万嗣：君终当有大名。 杨晫 ：① 《易》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② 此人非凡器也。 黄庆：此子终当远到。 陈训：二君（陶侃、周访）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寿，周当下寿，优劣更由年耳。 张华：后来匡主宁民，君其人也。 刘弘：① 吾昔为羊公（羊祜）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② 长史陶侃、参军蒯恒、牙门皮初，戮力致讨，荡灭奸凶，侃恒各以始终军事，初为都战帅，忠勇冠军，汉沔清肃，实初等之勋也。③ 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 王敦：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 慕容廆：君侯植根江阳，发曜荆、衡，杖叶公之权，有包胥（申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员殆得极其暴，窃为丘明耻之...今海内之望，足为楚汉轻重者，惟在君侯。 梅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曹操），忠顺勤劳似孔明（诸葛亮），陆抗诸人不能及也。 司马衍：经德蕴哲，谋猷弘远。作籓于外，八州肃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宁。乃者桓文之勋，伯舅是凭。方赖大猷，俾屏予一人。 袁宏：精金百汰，在割能断，功以济时，职思静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谢安：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孙盛：侃勤而整，自强不息。 《陶氏叙》：侃少有远概纲维宇宙之志。 刘义庆：① 陶公性检厉，勤于事。② 陶公少有大志。③ 陶性俭吝。 窦臮：雍容士衡，季孟公旅。肌骨闲媚，精神慢举。如辞山登朝，混迹杂处。 房玄龄：① 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拔萃陬落之间，比肩髦俊之列，超居外相，宏总上流。布泽怀边，则严城静柝；释位匡主，则沦鼎再宁。元规（庾亮）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王导）以保衡之贵，服其言而动色。望隆分陕，理则宜然。至于时属云屯，富逾天府，潜有包藏之志，顾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无求备’，斯言之信，于是有征。② 长沙勤王，拥旆戎场。任隆三事，功宣一匡。繄赖之重，匪伊舟航。 郑侠：陶侃惜分阴，仲尼犹不及。 张预：孙子曰：‘因利而制权。’侃因山夷劫掠而诈作商船。又曰：‘守其所不攻。’侃以贼保冷口而先备武昌。又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侃知贼伪降而为之备。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侃威名已着，谕之以书而贼遁。又曰：‘攻其所必救。’侃攻石头而解大业之围。又曰：‘地有所不争。’侃不守邾城是也。 司马光：晋室既衰，中原云扰，刘石慕容之辈，弥漫河洛，蟠据岱华，宫阙芜没，陵庙隳焚。元帝（司马睿）以宗室疎属，遁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晋者，皆裹粮而归之，国于荆扬之间，子孙相承不绝如线。独明帝（司马绍）英武，克清大憝，不幸享国不永，自馀孱弱孤危，外陵内叛，寄命于虎狼之口，几遇吞食者数矣，然卒能保其位号宗庙血食百有馀年，何者？王导、卞壸、温峤、陶侃、谢安、谢幼度（谢玄）为之臣也，群贤既没，使道子（司马道子）、元显（司马元显）之徒辅之，败亡不亦宜乎？ 吕祖谦：晋之始也，敌国云扰，强臣专制，上下惴恐，如处积薪之上而火将燃者，故君无骄泰之失，而臣下自以危亡为忧，是以内虽王敦、苏峻反叛相寻，桓温擅权废立，外则石氏之兵三至江上，苻坚 淝水之役，江东几至不保。然当时人主恐惧于上，而王导、温峤、陶侃、谢安、谢玄之徒足以尽其力，故至危而复安，将亡而复存也。 苏轼：陶威公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晋史》书折翼事，岂有是乎？ 洪迈：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自渡江讫于太元，八十馀年，荷阃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终于其军不辄易，将士服习于下，敌人畏敬于外，非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比也。 陈普：苏峻鲸奔正可忧，翻令王室备荆州。五陵松柏无遗种，谩为桓温拾竹头。 朱熹：晋侍中、太尉、长沙陶桓公兴建义旗，康复帝室，勤劳忠顺，以没其身。 郝经：元帝渡江，有王导之懿，陶侃、温峤、谢安之贤，亦尝经略中原，取河南，入关中，出彭城，胜淝水，而山桑代陂，枋头折败，相继终不能救江沱日车之侧。 徐钧：荡除国难功勋盛，王室因之得载安。最是南陵千里外，拾遗屏迹化尤难。 袁褧：因叹昔人论司马氏之祚亡于清谈，斯言也无乃过甚矣乎...陶荆州（陶侃）之勤敏，谢东山（谢安）之恬镇...或词冷而趣远，或事琐而意奥，风旨各殊，人有兴托。 陈文龙：陶公被诬，以晋之刑政，不行于庾元规也。元规以笔札啗王隐，折翼化鹤之事，隐与杜延业共为之也。 王世贞：自陶士行殁，而梅陶与人书，谓“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而纂史者略节其善而称之，遂以为江左之巨擘。吾以为士行知为名镇将而巳，殆不知有晋也，当处仲之作逆也，士行虽失职居广州，然所部不乏军食，且负岭海之固，坐视其先后之兵起，而进不闻一言以相阻，退不闻与谯王（司马承）甘卓之盟以掎其后，假令处仲遂得志，始兴当为司马孚，而士行不亦为孔光王舜乎。苏峻之难，京师巳失守矣，当号哭而勤王，以死誓讨贼可也，而乃以不预顾命为恨，其拒温平南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士行何官何寄也，而称越局。兹何时也，而尚恨顾命之不预哉，兵既发而复追之还，食有馀而不肯贷太真（温峤），至动义旗回指之说，然后勉强以趣事，侥幸而成功耳。假令太真欵、郗氏伏，峻亦遂得志而劝进之笺，亦可自荆州发乎，亦遂可为峻之孔光王舜乎，或若刘石之分王乎，吾不知其所自处也。史称其有异志，以梦折翼祥而止，又称其瓌珤珍异，富于天府，宁尽诬哉。凡士行之所为治，治于其所自有之地而巳。其有功于晋者，仅居一焉，而又不纯。唐之李临淮（李光弼）亦类之，临淮之功，大于士行，而不能终。其劝王忠嗣之行赂，与激史思明之叛，盖可以窥其所以不终矣。吾尝谓是二公者，称名将可也，称贤臣不可也。 黄道周：陶侃忠能，着之久矣。命之御贼，肯庇乡里。信任击之，所向披靡。天下饥荒，劫贼群起。诈作商船，诱擒究拟。究系将兵，追斩方已。王贡从弢，被击遁徙。侃遥谓之，君本佳子。顺弢匪人，吾为君耻。贡感来降，弢因败死。既迁广州，径行不止。曾机皆诛，下温一纸。在广恐安，运甓以砥。木屑竹头，皆所综理。石头可攻，白石可倚。名将妙言，从而且喜。郭默即诛，馀奸自馁。不守邾城，大有深指。方识陶公，过人远尔。 王夫之：① 以傅咸、卞壸、陶侃之公忠端亮，折之而不胜。② 当其时，纪瞻、卞壶、陶侃、郗鉴之俦，林立于江左。③ 江东立国，以荆、湘为根本，西晋之乱，刘弘、陶侃勤敏慎密，生聚之者数十年，民安、食足、兵精，刍粮、舟车、器仗，旦求之而夕给，而南宋无此也。 赵翼：（《晋书》）至陶侃生平，惟苏峻、祖约之反，侃以不与顾命、不肯勤王，经温峤等再三邀说，始率兵东下，此是其见小不达大义之处。其他则尽心于国，老而弥笃。朝廷加以殊礼，侃固辞。又因病上表去位曰‘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云云。未没前一年，已逊位归国，佐吏苦留之，不果。及疾笃将归，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出府门就船，顾谓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诸君辈。’是可见其其超然于权势矣。本传亦云‘侃季年常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而传末乃云‘侃尝梦生八翼上天门，至第九重折翼而堕。后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有觊觎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传论亦谓其‘潜有包藏之志，顾思折翼之祥。’悖矣！是直谓其素有不臣之心，因一梦而不敢也！于导（王导）则略其疵累而比之管、葛（管仲、诸葛亮），于侃则因一梦而悬坐以无将之罪，岂非褒贬失当乎！ 李慈铭：若羊祜之厚重，杜预之练习，刘毅之劲直，王濬之武锐，刘弘之识量，江统之志操，周处之忠挺，周访之勇果，卞壸之风检，陶侃之干局，温峤之智节，祖逖之伉慨，郭璞之博奥，贺循之儒素，刘超之贞烈，蔡谟之检正，谢安之器度，王坦之之风格，孔愉之清正，王羲之之高简，皆庸中佼佼，足称晋世第一流者，盖二十人尽之矣。 蔡东藩：① 戡定荆湘非易事，论功应独让陶侯。② 陶侃周访甘卓等，合兵进讨，义在则然，但侃尤为忠勇。③ 夫当时义勇卓着，如祖逖周访陶侃诸人，皆可分任。④ 陶侃为晋室重臣，拥兵上游，理应为国图存，与同休戚，乃以一时之私忿，置国家于不顾，宁非大误？温峤一再贻书，推为盟主，而侃犹不从，甚至龚登已遣，尚欲召还，何私憾之深，一至于此耶？及闻陶瞻战死，舐犊生哀，乃登舟东指，与峤相会，然犹讥嘲庾亮，情见乎词。亮固有误国之罪，而侃亦不得为保国，若非温峤之推诚相与，则侃必不肯赴难，其去亮果几何也。厥后屯兵江上，旷日持久，虽峻兵尚盛，未易撄锋，然其徘徊瞻顾之状，犹可想见。桓彝之死，安知非侃之敛兵不动，有以致之？以视温峤之志在勤王，毛宝之志在戮力，盖不能无惭德矣。虞母孙氏尚知大义，奈何以堂堂之须眉，反出巾帼下？吾不禁为陶士行叹息云。⑤ 若东晋将才，足以畏赵者，惟祖逖陶侃二人，而侃之功为尤大，史称其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而止，是说未足尽信。侃生平并无逆迹，第当苏峻之乱，不遽入援，必待温峤之敦促而始发，时人乃疑其有贰耳。然袁氏了凡，犹谓其诬，是则侃固东晋之名臣欤。 馀嘉锡：陶公爱惜物力，竹头木屑，皆得所用。既是性之所长，亦以此取人...此之俭吝，正其平生经济所在。与王戎辈守财自封者，固自不同。 毛泽东：古之人有行之者，陶侃、克林威尔、华盛顿是也。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斫木。盖人之神也有止，所以瘁其神也无止，以有止御无止则殆。圣人知之，假是以复其神，使不瘁也。 白寿彝：陶侃是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他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又是江南的少数民族，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 田馀庆：陶侃有较强实力，立有大功，但以‘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是无从入股的。==史书记载==
原文 侃在广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老耳”……侃性聪敏恭勤，终日敛膝危坐，军府众事，检摄无遗，未尝少闲。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但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作，家给人足。尝造船，其木屑竹头，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馀雪犹湿，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译文 陶侃在广州，没有事的时候总是早朝把一百块砖运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运回书房里。别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他回答说：“我正在致力于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安逸，唯恐不能承担大事，所以才使自己辛劳罢了。”陶侃生性聪慧敏捷，做人谨慎，为官勤恳，整天严肃端坐。军中府中众多的事情，自上而下去检查管理，没有遗漏，不曾有片刻清闲。招待或送行有序，门前没有停留或等待之人。他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还十分珍惜时间；至于普通人则更应该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怎么能够游乐纵酒？活着的时候对人没有益处，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这是自己毁灭自己啊！”有一次，陶侃外出，看见一个人手拿一把未熟稻谷，陶侃问：“你拿它做什么？”那人回答：“在路上看见的，就随意拿来罢了。”陶侃大怒说：“你既不种田，又拿别人的稻子戏耍！”陶侃抓住他鞭打他，因此百姓勤于农事，家中充足。造船的时候，陶侃命人把木屑和竹头都登记后收藏起来，人们都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后来大年初一聚会时，地面积雪，太阳刚放晴，厅堂前积雪，地面还潮湿，陶侃于是用木屑铺散地面。等到桓温伐蜀时，又用陶侃保存的竹头作钉装船。陶侃综合料理事物极其细密，都是这样。 陶公少时②，作鱼梁吏③。尝以坩鲊饷母④。母封鲊付使⑤，反书责侃曰⑥：“汝为吏⑦，以官物见饷⑧，非唯不益⑨，乃增吾忧也⑩！” 注释 ①选自《世说新语》。刘义庆，南朝宋文学家。 ②陶公：陶侃，晋朝人，陶渊明的曾祖。少时，年轻时。 ③鱼梁吏：掌管渔业的官。 ④尝：曾经。以：把。坩：如坛罐之类的土器。鲊：古时把鱼储藏起来作为食品叫柞，像现在的腌鱼、糟鱼。饷：送给。 ⑤封鲊付使：把腌鱼封好交还给来使。 ⑥反书：回信。曰：说。 ⑦汝：你。为吏：做官。 ⑧以官物：把公家的东西。见饷：送给我。 ⑨非唯：不但。不益：没好处。 ⑩乃：反而。增吾忧：增添我的忧虑。 原文 （陶）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外①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光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②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③自谓宏达邪！”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慰赐参倍；若非理得之，则切厉诃辱，还其所馈。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时造船，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为，后正会④积雪初晴，听事前馀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选自《晋书·陶侃传》） 注：①阃外：统兵在外。②蒱：即樗蒱，古代一种赌博游戏。③乱头养望：用头发蓬乱来博取名望。④正会：大年初一聚会致贺。 译文 陶侃性情聪慧敏捷，为官勤恳，恭敬有礼，喜好品评人物。整天严肃端坐处理政事。他统兵在外，事情头绪很多，但没有一件遗忘疏漏；远近所来书信公文，没有不亲笔回信的，下笔如流，笔无停滞。招待或送行有序，门前没有停留等待的人。他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还十分珍惜时间；至于普通人，则更应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怎么能够游乐纵酒；生年是对社会没有益处，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这是自己荒废自己啊。”很多手下人有时因为谈论趣事而贻误政事，他就命令收缴他们的酒器和赌博用具，全部投入江中，并对将官处以鞭打，还说：“赌博是放猪的奴仆的游戏，《老子》、《庄子》内容浮华，讲的不是先王合乎礼法的言论，不能那么做。君子应当衣冠严整，要有威仪，怎么能用头发蓬乱来博取名望并自认为前途远大呢？”有人送礼时，他一定要问其所来何处。如果是劳动所得，即使礼轻他也很高兴，并加倍赏赐；如果是非法所得，则严厉责备并退回原物。有一次外出，看见一个人拿一束未熟的稻谷，陶侃问：“你拿他做什么？”那人回答：“在路上看见，就随意拿来。”陶侃大怒说：“你既不种田，又破坏别人的稻子戏耍！”命人将他抓来鞭打。这样，百姓勤于农时，家中充足。造船时，陶侃命令把木屑和竹头都收集起来，人们都不明白原因。后来大年初一聚会时，积雪消融，厅堂前被雪水弄湿，于是用木屑铺洒地面。等到桓温伐蜀的时候，又用陶侃保存的竹头做钉装船。陶侃治理细密，都像这样。 原文 陶（侃）母湛氏。归侃父丹为妾。陶家贫贱。湛氏每纺绩资给之。使侃结交胜己者。宾至。辄款延不厌。一日大雪。鄱阳孝廉范逵宿焉。母乃撤所卧新荐。自锉给其马。又密截发。卖以供肴馔。逵闻之。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后为浔阳县吏。监鱼梁。以一坩鲊遗母。母封还。以书责侃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是增我忧矣。（选自《闺怨》） 译文 晋朝陶侃的母亲湛氏。当初是嫁给侃的父亲陶丹做小老婆的。陶家非常贫苦。湛氏每每很勤俭地纺了纱。织了布。这样的赚了钱来帮助家用。他教陶侃要结交比自己好的朋友。然后可以增长学问和器识。家里虽然贫苦。可是客人来了。很肯款待。一点儿没有厌恶的心。有一天、雪下得很大。鄱阳地方的孝廉。姓范名逵的。到了陶家过夜。陶侃的母亲就把自己床上新做的草荐。拿出来割断了做草料。亲自去喂客人的马。又暗地里剪下了头发。把头发去卖了钱来。充着酒菜的费用。范逵得知了这回事。就叹口气说。若不是这个母亲。那里生得出像陶侃这样的儿子来呢。后来陶侃在浔阳县里做小官。管着捕鱼的地方。有一次、把一瓮的鲞鱼。送给他的母亲吃。湛氏就原封不动的还了他。并且写了一封信去斥责儿子。说：“你做了官。把官里的东西送给我吃。这反使我增加了许多的忧愁呵。==后世地位==
公元782年（建中三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有“太尉长沙公陶侃”。 公元1123年（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陶侃。在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及明代黄道周所着的《广名将传》中，陶侃均位列其中。==个人作品==
陶侃着有文集二卷，已佚。《全晋文》收录有《相风赋》、《表》、《上温峤遗书请停移葬表》、《让拜大将军表》、《上表逊位》、《上成帝杂物疏》、《遗荀崧书》、《答温峤书》、《答慕容隽书》、《报封抽韩矫等书》、《与王导书》等。 陶侃善书，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雄毅明悟，书法肌骨闲媚远近，书皆自手裁，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家庭成员==
父母 父亲 陶丹，三国孙吴时官至扬武将军。 母亲 湛氏，豫章新淦县南市村（今江西省新干县金川镇），中国古代四大贤母之一。 配偶 龚氏 子辈 儿子 陶侃有子十七人，但只有九人见于旧史记载，其他都没有什么声名（《晋书·陶潜传》还记载一子）： 陶洪，官至丞相掾，早卒。 陶瞻，字道真，官至散骑常侍、封都亭侯。苏峻之乱中遇害，后追赠大鸿胪，谥愍悼世子。 陶夏，因陶侃功劳封都亭侯，后为长沙公世子。 陶琦，官至司空掾。 陶旗，咸和（326年—334年）末年官至散骑侍郎，封郴县开国伯。 陶斌，官至尚书郎，为陶夏所杀。 陶称，官至监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为庾亮所杀。 陶范，小字胡奴，陶侃第十子（一说第九），为其诸子中最有名之人，太元（376年—396年）初年官至光禄勋。 陶岱，官至散骑侍郎。 陶茂，官至武昌太守。 侄子 陶臻，字彦遐，有勇略智谋，封当阳亭侯。咸和（326年—334年）中，官至南郡太守、领南蛮校尉、假节。卒赠平南将军，谥曰肃。 陶舆，陶臻之弟，果烈善战，因功累迁至武威将军，后战死，追赠长沙太守。 女儿 陶氏，陶侃第十女，嫁名士孟嘉，即陶渊明外祖母。 孙子 陶弘，陶瞻之子，世袭长沙郡公，官至光禄勋。 陶淡，字处静，陶夏之子，隐居不仕。 陶定，陶旗之子，世袭郴县开国伯。 曾孙 陶绰之，陶弘之子，世袭长沙郡公。 陶袭之，陶定之子，世袭郴县开国伯。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著名山水田园派诗人。 玄孙 陶延寿，陶绰之之子，世袭长沙郡公。刘宋建立后，被降封为吴昌侯。 陶谦之，陶袭之之子，世袭郴县开国伯，刘宋建立后，封国被废除。==相关遗迹==
故居 晋都陶侃故居叫陶公山，位于湘潭市市区石嘴垴。陶侃曾在山上建有小茅屋，并在周围开荒种菜。茅屋的前左侧有块洼地，积雨水而成池，是陶侃饮用吸水的地方。因常有猫儿在池边捕捉小鱼，故名“猫儿池”。茅房后面的小山沟上有石砌小桥，后人称为“陶公桥”，后被毁。陶公山临湘江一面都是红砂石岩，石峰隆地向湘江伸展，宛如壶嘴，故名“壶山”，俗称“石嘴瑙”，从远处眺望伸向湘江的石嘴上颌，形态壮丽，好象怒吼的雄狮，俗称“狮子口”。石山嘴上有株碧梧，梧桐树后面便是陶侃的衣冠墓和墓房前的小花园。 陶侃墓庐位于壶山西南临江处，此地最早建陶侃衣冠墓于晋代，现重建于1921年，原占地4亩，由墓庐、守园屋、墓及小花园等组成。1959年陶侃墓庐的陶侃墓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公布为市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其他设施与地基则被房管所、自来水厂和居民住宅所占。 射蟒台 射蟒台位于长沙市天心区古潭街白鹤观，传说东晋名将陶侃设台射蟒处。古时长沙岳麓山有一巨蟒，常浮悬空中双眼为灯，吐舌为桥，吞食生民。陶侃镇长沙时，乃于白鹤观筑台，操弓射灯，杀死蛇妖。==相关信息==
陶侃传 《晋书·陶侃传》有关于陶侃的记载，记载得比较全： 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徒家庐江之寻阳。侃早孤贫，为县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①，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馀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诸纲纪皆难之，侃独曰：“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乃请行。众咸服其义。 迁龙骧将军、武昌太守。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劫果至，生获数人，是西阳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贼，侃整阵于钓台为后继。羕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自是水陆肃清，流亡者归之盈路，侃竭资振给焉。又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时周顗②为荆州刺史，先镇浔水城，贼掠其良口。侃使部将朱伺救之，贼退保泠口。侃谓诸将曰：“此贼必更步向武昌，吾宜还城，昼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认能忍饥斗邪？”部将吴寄曰：“要欲十日忍饥，昼当击贼，夜分捕鱼，足以相济。”侃曰：“卿健将也。”贼果增兵来攻，侃使朱伺等逆击，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众。 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③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 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④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慰赐参倍；若非理得之，则切厉诃辱，还其所馈。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时造船，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馀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注解：①髲（bì）：假发卷。②顗（yǐ）③甓（pì）：砖。④阃（kǔn）外：郭门之外。引申为在外的军职人员。 陶侃故居 晋都陶侃故居叫陶公山，位于湘潭市市区石嘴垴。陶侃曾在山上建有小茅屋，并在周围开荒种菜。茅屋的前左侧有块洼地，积雨水而成池，是陶侃饮用吸水的地方。因常有猫儿在池边捕捉小鱼，故名“猫儿池”。茅房后面的小山沟上有石砌小桥，后人称为“陶公桥”，后被毁。陶公山临湘江一面都是红砂石岩，石峰隆地向湘江伸展，宛如壶嘴，故名“壶山”，俗称“石嘴瑙”，从远处眺望伸向湘江的石嘴上颌，形态壮丽，好象怒吼的雄狮，俗称“狮子口”。石山嘴上有株碧梧，梧桐树后面便是陶侃的衣冠墓和墓房前的小花园。 陶侃的衣冠墓建于元初，因“国破思良将”的原因吧!葬墓建造虽然简陋，却很威严，从江边沿石级而上，靠左围墙有双合墓庐门，门框上嵌有石匾，上刻“陶公墓室”四字。进门右道一排三间青瓦平房，是守墓人的住所。墓前石栏杆，栏杆左右有石柱，上刻“媲衡山千秋不朽，偕湘水万古流芳”的对联。石栏杆前有石香炉、石方桌和“鼓型”石凳。墓前的小花园也很别致，除常绿灌木外，还按季节栽有多种蔬菜，借以悼念陶侃。由于战乱，部分古迹已毁。但陶侃的主冠墓保存完好，墓碑上所刻的《晋督都陶桓公墓》七个大字，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