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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
,== 对同性恋的定义==
近代着名[[性学]]专家金赛博士，再一九四八年将同性恋定义为“一个和自己同样性别的[[伴侣]][[有过]]肉体接触，并达到性高潮的人”。他把性[[行为]]的实际[[发生]]列为必然因素，製订了一套[[分类]]法，即将一个人从异性恋行为到同性恋行为按照0至6共分成七个等级：0是绝对异性恋，6是绝对同性恋，其余则为渐层分佈。金赛博士认为除了0级，任何人或多或少都是同性恋者。这项“行为说”，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大众对同性恋瞭解的基础。
但是近年来这套“行为决定论”颇受到其他专家质疑，美国康乃尔大学[[医学]]专科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艾瑟（Richard Isay），着作一本《身为同性恋》，提出反驳：有些人可能碍于社会及家庭压力、内在[[心理]]衝突等因素，而不敢或选择不与同性发生性行为，却[[抑制]]不住对同性的[[性幻想]]，[[单方]]浸淫在[[兴奋]]状态中，而这种人照金赛博士的分类，就成了“漏网之鱼”。
另外，[[青春期]]之前偶发的同性恋式性行为，基于玩闹和好奇的成分较多，也不能涵盖在同性恋的範畴中。
另有一派较严格的说法，必须在性偏好[[习惯]]、[[情感]][[投射]]、社群归属方面，都以同性为对象才算是同性恋者。因此有人怀疑是否应把“情境性”的同性恋，如住校生、修道院、监狱、军队、水手等特殊处境下，因缺乏异性而发生的同性恋洩欲行为，划归为同性恋?
== 同性恋的形成原因==
以佛洛依德为主的[[传统]]派心理[[分析]]家将其形成塬因归诸于[[环境]]因素。这派专家相信所谓男同性恋者不是自身觉得女性化，就是让旁人觉得其富有女性[[特质]]，而这种[[阳刚]]不足的[[人格]]现象，肇因于家庭中父母的管教子女态度，如冷漠、无能的父亲，或专擅的母亲，久而久之，造成儿子疏离父亲，得不到男[[子气]]质，反而从母亲那裡[[吸收]]过多女性[[气质]]。母亲[[角色]]的占有欲，父亲角色的缺席，是“环境说”对男同性恋者家庭关系的主[[要素]]描。
然而这派理论近年来备受挑战，例如祖格（Zuger）在一九七○年以二十[[五位]]有女性化倾向的男孩家庭，对照另一组普通[[取样]]家庭，发现并无重大差异。
新一派理论将矛头对准“[[遗传学]]”，把同性恋的成因从后天的环境[[转移]]至[[先天]]的[[基因]]，试图找出同性恋者是否有特殊生物型，有的从[[神经内分泌]][[下手]]，有的追踪[[染色体]]，例如一九五二年[[生物学]]家卡尔曼经研究显示，同卵双[[胞胎]]由于共有一个[[基因型]]，皆为同性恋者的比率高达百分之百!这更支持了「同性恋乃与生俱来」的论调。
== 中国当代同性恋社会状况==
尽管同性恋在中国已存在了几千年，[[不用]]说载入各种史册的有关“龙阳”、“断袖”和“娈童”之类的故事，甚至在1991年，福建还有一对男同性恋者公开举行民俗婚礼，大宴宾客。而且据青岛医学院张北川教授说，实际上在清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这种民风就很盛。但可以说，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同性恋才越来越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现象。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专业的学者，对同性恋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社会主流[[文化]]（包括“官方”的态度）对同性恋“[[亚文化]]”也越来越宽容；而同性恋人群的各类[[活动]]，也从“地下”逐渐转到“地上”……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认为同性恋是奇异的，是否病态还没有定论。
1982年，世界性学名著《[[性医学]]》中文译本出版，书中删除了“同性恋”全章（同时被删去的还有[[变性]]欲，换装行为等3章）。有关删去这一章名称的说明，用的是英文——不懂英文的人读了，[[根本]]不知删去了什么。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的《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迷》一文，文章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但是属于少数，认为对同性恋的歧视是多数人欺负少数人。同年，阮芳赋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这部后来总计发行量上百万册的科普读物，仍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变态]]”。
1985年，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陈仲庚主编译的大学[[心理学]]教科书《变态心理学》，把同性恋明确列为一种不适宜异性恋[[生活方式]]时可以选择的替代生活方式。这部书对学术界有重要影响。
1994年，张北川所著47万字的《同性爱》一书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通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阐释了人类史的发展是朝着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拥有平等权力的方向进步的。
1994年12月，邱仁宗主持的“[[艾滋病]]和特殊性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发表支持同性恋者的政策建议，送交政府有关部门和立法机构。
1995年，中国文化名人萧乾老人在文汇报（上海版、香港版）发表了对《同性爱》的书评《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指出中国对同性恋问题的认识在进步，这种进步标志中国在现代化方[[面正]]做出努力。
1995年，社会学家刘达临的《中国当代性文化》（[[精华]]本）出版，该书强调了中国有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同性爱人群。
1995年，潘绥铭《中国性现状》出版。潘绥铭对四大城市180余位男同性爱者的调查发现，中国相当一部分男同性爱者很“活跃”，存在着艾滋病在这一人群中大流行的[[风险]]。在相近的时间，青年作家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出版。这部纪实文学在大众社会引起了关注。
1997年，邱仁宗《艾滋病、性和伦理学》出版。该书从伦理学角度深入论述了大众社会应当以容纳态度[[对待]]同性恋人群的伦理学依据。
1997年秋－1998年初，[[精神]]医学专业刊物《[[精神卫生]]通讯》就同性恋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有关同性恋[[道德]]化、医学化和非道德化、非医学化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论战。讨论以张北川的长文作为总结，强调了同性恋非道德化、非医学化是当代[[科学]]的结论，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1997年到1998年，张北川教授对486位男同性恋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25％受到过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言语侮辱和殴打等），35％因为社会（包括自己家人在内）对同性恋的认识产生强烈[[自杀]]念头，10％有过自杀行为。
1998年，社会学家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出版。这部25万字的著作[[综合]]了国[[内外]]学界的调查和多种科研结论，并指出中国同性恋者人口数量为3600－4800万。
1998年，以同性恋人群为目标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于年初开始运作，开展关于同性恋的[[理解]]和艾滋病教育活动。 这个项目有近20位不同学科的权威学者和同性恋者直接参与，并在1999年初得到国家明确的道义支持。
1999年，由邱仁宗主持召开了“面对21世纪的女性：女性主义者与女同性爱者的对话”研讨会，表明社会对同性恋问题的关注已明显超越艾滋病防控、[[心理卫生]]／精神医学界领域。
1999年底，《朋友》得到了来自科学界的[[强力]]支持。包括我国艾滋病防控界首席科学家、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和卫生部艾滋病中心有关负责人、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负责人等在内的多学科学者和官员明确表态支持《朋友》项目的开展。
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即将出版发行，在新版诊断标准中对同性恋的定义非常详细，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一定是心理异常。由此，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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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着名[[性学]]专家金赛博士，再一九四八年将同性恋定义为“一个和自己同样性别的[[伴侣]][[有过]]肉体接触，并达到性高潮的人”。他把性[[行为]]的实际[[发生]]列为必然因素，製订了一套[[分类]]法，即将一个人从异性恋行为到同性恋行为按照0至6共分成七个等级：0是绝对异性恋，6是绝对同性恋，其余则为渐层分佈。金赛博士认为除了0级，任何人或多或少都是同性恋者。这项“行为说”，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大众对同性恋瞭解的基础。
但是近年来这套“行为决定论”颇受到其他专家质疑，美国康乃尔大学[[医学]]专科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艾瑟（Richard Isay），着作一本《身为同性恋》，提出反驳：有些人可能碍于社会及家庭压力、内在[[心理]]衝突等因素，而不敢或选择不与同性发生性行为，却[[抑制]]不住对同性的[[性幻想]]，[[单方]]浸淫在[[兴奋]]状态中，而这种人照金赛博士的分类，就成了“漏网之鱼”。
另外，[[青春期]]之前偶发的同性恋式性行为，基于玩闹和好奇的成分较多，也不能涵盖在同性恋的範畴中。
另有一派较严格的说法，必须在性偏好[[习惯]]、[[情感]][[投射]]、社群归属方面，都以同性为对象才算是同性恋者。因此有人怀疑是否应把“情境性”的同性恋，如住校生、修道院、监狱、军队、水手等特殊处境下，因缺乏异性而发生的同性恋洩欲行为，划归为同性恋?
== 同性恋的形成原因==
以佛洛依德为主的[[传统]]派心理[[分析]]家将其形成塬因归诸于[[环境]]因素。这派专家相信所谓男同性恋者不是自身觉得女性化，就是让旁人觉得其富有女性[[特质]]，而这种[[阳刚]]不足的[[人格]]现象，肇因于家庭中父母的管教子女态度，如冷漠、无能的父亲，或专擅的母亲，久而久之，造成儿子疏离父亲，得不到男[[子气]]质，反而从母亲那裡[[吸收]]过多女性[[气质]]。母亲[[角色]]的占有欲，父亲角色的缺席，是“环境说”对男同性恋者家庭关系的主[[要素]]描。
然而这派理论近年来备受挑战，例如祖格（Zuger）在一九七○年以二十[[五位]]有女性化倾向的男孩家庭，对照另一组普通[[取样]]家庭，发现并无重大差异。
新一派理论将矛头对准“[[遗传学]]”，把同性恋的成因从后天的环境[[转移]]至[[先天]]的[[基因]]，试图找出同性恋者是否有特殊生物型，有的从[[神经内分泌]][[下手]]，有的追踪[[染色体]]，例如一九五二年[[生物学]]家卡尔曼经研究显示，同卵双[[胞胎]]由于共有一个[[基因型]]，皆为同性恋者的比率高达百分之百!这更支持了「同性恋乃与生俱来」的论调。
== 中国当代同性恋社会状况==
尽管同性恋在中国已存在了几千年，[[不用]]说载入各种史册的有关“龙阳”、“断袖”和“娈童”之类的故事，甚至在1991年，福建还有一对男同性恋者公开举行民俗婚礼，大宴宾客。而且据青岛医学院张北川教授说，实际上在清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这种民风就很盛。但可以说，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同性恋才越来越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现象。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专业的学者，对同性恋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社会主流[[文化]]（包括“官方”的态度）对同性恋“[[亚文化]]”也越来越宽容；而同性恋人群的各类[[活动]]，也从“地下”逐渐转到“地上”……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认为同性恋是奇异的，是否病态还没有定论。
1982年，世界性学名著《[[性医学]]》中文译本出版，书中删除了“同性恋”全章（同时被删去的还有[[变性]]欲，换装行为等3章）。有关删去这一章名称的说明，用的是英文——不懂英文的人读了，[[根本]]不知删去了什么。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的《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迷》一文，文章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但是属于少数，认为对同性恋的歧视是多数人欺负少数人。同年，阮芳赋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这部后来总计发行量上百万册的科普读物，仍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变态]]”。
1985年，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陈仲庚主编译的大学[[心理学]]教科书《变态心理学》，把同性恋明确列为一种不适宜异性恋[[生活方式]]时可以选择的替代生活方式。这部书对学术界有重要影响。
1994年，张北川所著47万字的《同性爱》一书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通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阐释了人类史的发展是朝着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拥有平等权力的方向进步的。
1994年12月，邱仁宗主持的“[[艾滋病]]和特殊性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发表支持同性恋者的政策建议，送交政府有关部门和立法机构。
1995年，中国文化名人萧乾老人在文汇报（上海版、香港版）发表了对《同性爱》的书评《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指出中国对同性恋问题的认识在进步，这种进步标志中国在现代化方[[面正]]做出努力。
1995年，社会学家刘达临的《中国当代性文化》（[[精华]]本）出版，该书强调了中国有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同性爱人群。
1995年，潘绥铭《中国性现状》出版。潘绥铭对四大城市180余位男同性爱者的调查发现，中国相当一部分男同性爱者很“活跃”，存在着艾滋病在这一人群中大流行的[[风险]]。在相近的时间，青年作家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出版。这部纪实文学在大众社会引起了关注。
1997年，邱仁宗《艾滋病、性和伦理学》出版。该书从伦理学角度深入论述了大众社会应当以容纳态度[[对待]]同性恋人群的伦理学依据。
1997年秋－1998年初，[[精神]]医学专业刊物《[[精神卫生]]通讯》就同性恋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有关同性恋[[道德]]化、医学化和非道德化、非医学化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论战。讨论以张北川的长文作为总结，强调了同性恋非道德化、非医学化是当代[[科学]]的结论，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1997年到1998年，张北川教授对486位男同性恋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25％受到过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言语侮辱和殴打等），35％因为社会（包括自己家人在内）对同性恋的认识产生强烈[[自杀]]念头，10％有过自杀行为。
1998年，社会学家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出版。这部25万字的著作[[综合]]了国[[内外]]学界的调查和多种科研结论，并指出中国同性恋者人口数量为3600－4800万。
1998年，以同性恋人群为目标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于年初开始运作，开展关于同性恋的[[理解]]和艾滋病教育活动。 这个项目有近20位不同学科的权威学者和同性恋者直接参与，并在1999年初得到国家明确的道义支持。
1999年，由邱仁宗主持召开了“面对21世纪的女性：女性主义者与女同性爱者的对话”研讨会，表明社会对同性恋问题的关注已明显超越艾滋病防控、[[心理卫生]]／精神医学界领域。
1999年底，《朋友》得到了来自科学界的[[强力]]支持。包括我国艾滋病防控界首席科学家、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和卫生部艾滋病中心有关负责人、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负责人等在内的多学科学者和官员明确表态支持《朋友》项目的开展。
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即将出版发行，在新版诊断标准中对同性恋的定义非常详细，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一定是心理异常。由此，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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