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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蹴鞠、角抵、手搏
(二)弓矢与骑射
'''二、汉代边防军的医疗设施'''
根据1931年西北考察团在居延附近(张掖西北),敦煌、蒲昌海(敦煌县西阳关西三百里)等地区发现不少有关医药的木简和遗物。在这些木简中,曾记载担任戍役的士[[卒中]]有几人“在养”,几人“在病”。在部队中第几队,戍卒某,患什么病,服什么药;或用针,或用灸;治疗结果,或死或愈,都记载得很详细,并有“病书”。此外,还有“显明药函”([[罗振玉]],流沙坠简,第十三叶又参释文卷二第四十四叶)和“药盛橐”(居延汉简考释,卷三,器物类云:“药盛橐四”(八六)五,六)等残件,药函为长方覆斗形,有系绳纹和安置泥封的地方,其中所盛即行军必备药品。《汉书.窦田灌韩传》曾载:“灌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也说明当时军队备有战救药品。居延烽燧遗址中还有,流沙坠简,第十三叶又参释文卷二第四十四叶)和“药盛橐”(居延汉简考释,卷三,器物类云:“药盛橐四”(八六)五,六)等残件,药函为长方覆斗形,有系绳纹和安置泥封的地方,其中所盛即行军必备药品。《汉书·窦田灌韩传》曾载:“灌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也说明当时军队备有战救药品。居延烽燧遗址中还有[[疾病统计]]、医护人员记勤、和军队负伤人员的记录的“[[折伤]]薄”等木简,“折伤薄”署有“天凤元年”(公元前80年)的字样,并有[[兽医]]。以上出土文物及汉简,证明在汉代,屯驻在边防的部队中,确实有专门掌管医药的军医存在,并已略具驻屯医院的雏型。但其具体组织如何,在禁卫军和内地军中是否也同样实行,史书上没有记载。唯在《汉官》中曾记载公元前1世纪时,已置宫医卫士81人,系武职。隶属于光禄寺,可能是掌领军队医药的官员。这种驻屯边疆部队中的军医,是相沿不替的。凡两国交界和军事要冲地带,或彼此防地不同系统的军队中,也都设有军医。后世如唐的“折冲府”和宋的“驻泊军”中,也都设有这类军医。
'''三、战时伤病员的医疗与运送'''
汉代在战场运输工具中备有辇(用人推挽的车)和车。《汉书,李陵传》载: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与单于战于浚稽山,由于单于兵众,“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二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其时间与居延出土之“折伤簿”所记时间很相近。
以上说明汉代军中已设置医药,受伤时已有及时之[[战伤]]救护,并按伤情之轻重确定用辇和车将伤员运离战场,或令其继续作战,可惜记录简略,无法弄清它的组织形式和实施情况。
战时传染病对军队减员有严重威胁,因此很早为军事家所注意。如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马援征交趾,起初虽幸而获胜,但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军吏因瘴疫([[恶性疟疾]]等传染病)死者达十之四五,最后终于失败。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马援又奉命出师镇压五溪蛮(今湖南常德、辰州一带少数民族)的起义,到了次年夏天,军中又发生了大疫,战士成千上百地死亡,马援因[[感染]]瘴疫而死于军中。
到2世纪[[中叶]],对部队传染病已采取隔离措施。《后汉书.皇甫规传》载:延禧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规证陇右(今甘肃、新疆、青海一带),因军中发生,对部队传染病已采取隔离措施。《后汉书·皇甫规传》载:延禧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规证陇右(今甘肃、新疆、青海一带),因军中发生[[流行病]],死亡占十之三四,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设备虽然简陋,却是史书中明确记载在军队设立传染病隔离病院之始。
'''五、对于寒冷的防御'''
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设备虽然简陋,却是史书中明确记载在军队设立传染病隔离病院之始。
武帝时由于疆域的扩大,中央对边防部队的供应感到鞭长莫及。于是采取戍边屯田的政策,从上郡、朔方到河西一带置屯田戍卒60万人。在这些屯戍西北边区的军队中,即配制了御寒药,这在西陲木简中可以找到其遗迹。在罗振玉所编(流沙坠简》第78简有“……发寒散五台”,此简出于蒲昌海,即今张掖一带地区,为我国有数的寒冷地带之一。赵充国等与羌人作战,即在这一地带相持,此简或即当时屯戍所留,“发寒散”今虽不知其药物组成。但它可能是一种热性药,服后能使人[[体温]]增高以御寒冷。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有关军事医学的史料虽然比较散乱,没有系统记载,而且也很缺少,但仅就其文献记述和地下出土文物来考察,仍可知其在频仍战争中,无论传染病之[[隔离治疗]],战伤抢救之造册记录和[[外科手术]]治疗等等,均已有了一定的制度,并达到较高的水平,专业军医在军队中可能已有一定的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