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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中国与阿拉旧药物交流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海路。1973年8月，幅建泉州湾发掘了一艘宋代海船，船舱中有大量药物，其中多有阿拉伯地区出产者。由于宋时药物贸易在中国与阿拉伯的海运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多数是香药)，所以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与宋代的商业交通路线，也可以说是‘香药之路’”。

除了对外贸易，阿拉伯地区还通过贡的方式选来不少药物。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的238年间，大食进贡凡49次，其中明确记载有药物者10次，这在《宋史》卷490“外国列传.第六”中有较为集中的记载：大食国人花茶、李亚勿、蒲希密、婆罗钦三摩尼、陁罗离等先后进送的药物或可供药用的物品有拣香、白龙脑、[[蔷薇]]水、象牙、乳香、腽内脐、龙盐、眼药、舶上[[五味子]]、舶上褊桃、[[白沙糖]]、千年枣、真珠、缶香、[[琥珀]]、犀角及都爹、[[无名异]]等。进献的数量也很可观，如一次进献乳香达千八百斤，象牙五十味，蔷薇水百瓶，龙脑一百两等。

阿拉伯名医阿维族纳(Avicenna，980～1037)的名著《[[医典]]》一书(约成书于11世纪初)中有用金、[[银箔]]做药剂丸衣的记载，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医药技术，它不仅对药物能起到[[防腐]]等作用，对提高药剂疗效也有一定作用。这种技术在宋时传入我国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应用，促进了我国丸衣[[剂型]]的多样化。由于这种[[丸剂]]当时在我国尚属新奇，故北宋时有中国药商经营[[朱砂丸]]而成巨富。

在《医典》中，除药物外，还有一些诊断、治疗方法和经验与中国医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我国的[[脉学]]在10世纪时已传入阿拉伯，《医典》中载有48种[[脉象]]，主要是吸收我国[[医家]][[王叔和]]所著《脉经》一书中对脉象的载述演化而成。其它如[[糖尿病]]患者的尿甜；根据[[麻疹]]病人的出疹来判断其预后，重病患者“[[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的死征；治疗上的[[水蛭]]吸毒法(我国医籍称为“蜞针”)，用[[烙铁]]烧灼[[狂犬]]病人的[[伤口]]，以及吸角法、[[灌肠]]术等，反映了对中国医学有关内容的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