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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及以前的“伤寒”概念几乎是[[温热病]]的同义语。它在医学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上升的，所包含的实际内容逐渐扩大，其理论系统也逐步趋向成熟。东汉时期，伤寒的[[辨证施治]]体系达到了[[中医临床医学]]的高峰。
《[[伤寒杂病论]]》中的伤寒学说较之《[[内经]]》《[[难经]]》有了长足进展。由于伤寒[[热病]]的猖厥流行，这使当时的[[医家]]必须重视时该病的研究。[[淳于意]]、[[华佗]]等均有关于热病治疗的论述。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也记载有伤寒的病名及症状。当时大都从[[外感风寒]]立论，治疗多行[[温法]]。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诊籍]]”就明确提出“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可见此时[[中医]]临床确已使用汤药来治疗伤寒热病了，当时医家的探索与经验积累为[[张仲景]]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当然，张仲景的成就不止是对当时经验的简单总结，而是加以系统化与提高，他的工作使当时比较散乱、比较粗糙的伤寒理论及治疗经验，形成比较规范、比较完整，包括理、法、方、药相统一的辨证施治体系的伤寒学说。从伤寒的病因[[病机]]、发展转化规律、[[证候]]诊断、治法方药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由于《伤寒杂病论》由晋.[[王叔和]]编次，宋.[[林亿]]等校订之后，形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本书。其伤寒部分集中在我们今天所见的《伤寒论》中。
'''（一）淳于意“诊籍”中的内科杂病病案'''
西汉初淳于意所著的《诊籍》中，所记以内科杂病居多，有风蹶、热蹶、风[[瘅]]、疟、风瘅客[[脬]]、迥风、沓风、热病、[[中热]]、痹、[[肾痹]]、气鬲、[[气疝]]、涌疝、牡疝、肺[[消瘅]]、[[肺伤]]、伤脾气、遗积[[瘕]]、蛲瘕等，其中以[[消化系统疾病]]为最多。如“痹（[[肝肿大]]）”一案，淳于意为齐王诊病，记录了“根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气]][[不能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等症状，先后用火齐粥和丸药治愈。还有“涌疝（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等症状，先后用火齐粥和丸药治愈。还有“涌疝（二[[便闭]]结）”，“风瘅客脬（二便难）”，“迥风（[[急性腹泻]]）”等案，在认识上均有所提高，“肺消瘅”一例，是[[消渴病]]最旱的[[医案]]。案中不仅记载了病因、证状及治疗经过，并以“形弊”、“尸夺”形象地描述了[[消渴]]重症患者形体[[消瘦]]的典型症状。
'''（二）辨证论治原则的确立与内科杂病'''
'''（一）外科的发展'''
在淳于意《诊籍》的25个病案中，有一例论及[[肠胃]]间生疽之诊断依据和所作预后判断。张仲景以伤寒证治而闻名，但他在[[外科学]]的发展上也有自己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他对杂病的论述中。例如：张氏对肺痈（肺脓疡）、肠痛（[[阑尾炎]]）以及良缢、溺死等急救技术等。《金匮要略》之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是外科专篇，该篇首先论述了化脓性[[感染]]的脉证特点以及诊断要点后，即比较正确的叙述了肠痈的证治。指出：“肠痈之为病……此为肠内有痈脓”，“肠痈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调，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其脉迟紧者，脓未成，可下之，当有血；脉洪数者，脓已成，不可下也。”张仲景所论述的肠痈，应当说主要是指阑尾炎而言的，他对[[急性阑尾炎]]之发病，是否[[化脓]]的鉴别诊断方法和不同的治疗原则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影响至今不衰。还应指出：张氏所说“[[阴吹]]，……甚或簌簌有声，如后阴（[[肛门]]）之[[矢气]]状。”可能是对[[阴道]][[直肠瘘]]的最早描述。张氏还叙述了[[刀斧伤]]等[[金疮]]的治疗原则和方法，论述了[[皮肤病]]（疥，[[黄水疮]]）的治疗方药等。
华佗以其在发展外科上的杰出贡献，被历代医家尊之为外科鼻祖，其影响涉及国内、外。华佗在外科上的贡献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即[[麻醉]]术与[[外科手术]]。
关于麻醉术：秦汉时及其以前医家已相当普遍的运用酒服某些药物用于金疮等[[外伤]]的止痛。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了一个富有幻想的故事，《列子》被认为是一部伪书，其作者为晋人，但据研究其《汤问》篇内容是依据已佚古文献写的。所述：“的止痛。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了一个富有幻想的故事，《列子》被认为是一部伪书，其作者为晋人，但据研究其《汤问》篇内容是依据已佚古文献写的。所述：“[[扁鹊]]遂饮二人（鲁公扈、赵齐婴）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这一医疗故事在秦汉前虽然并非事实，但其所用“毒酒”，显然是一种有着较大麻醉作用的[[药酒]]，可以使二人达到“迷死三日”的深度。心须指出，即是小说家言也必有其用毒酒、或酒制剂使人醉倒的实践经验积累为依据。这里姑且不谈换心手术有否可能，但这一故事却生动说明，那个时期进行外科手术曾运用毒酒作为麻醉剂的历史事实是存在的。
华佗运用[[保守疗法]]成功治愈肠痈也值得注意。如“军吏李成苦[[咳嗽]]，昼夜[[不寐]]，时[[吐脓血]]，以问佗。佗言：君病肠痈，咳之所吐，非从肺出也。与君散两钱，当吐二升余脓血讫，……一年便健。”华佗还告诉病人愈后可能复发，要求患者注意自养，并带有药散以备发作时治疗。五年后一直强健的李成，肠痈发作，但因药散被里人急用，使李成“无药而死”。这一病历说明华佗治疗外科的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二）骨伤科的发展'''
秦汉时期骨伤科也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表现在骨伤科疾病外科手术、方药治疗、[[按摩]]导引及[[针灸治疗]]等技术，都有所发展与进步。此期骨伤科外科手术虽然尚不很多，但扩创术、病灶清除术已达一定的水平，医为关羽进行的“刮骨疗毒”，即骨伤科扩创手术的首例记载。《三国志.魏书》记载了华佗用等技术，都有所发展与进步。此期骨伤科外科手术虽然尚不很多，但扩创术、病灶清除术已达一定的水平，医为关羽进行的“刮骨疗毒”，即骨伤科扩创手术的首例记载。《三国志·魏书》记载了华佗用[[麻醉药]]使病人麻醉后，为一例膝部患疮七八年（似[[慢性骨髓炎]]或[[膝关节结核]]）的病人，进行了[[死骨]]剔除术，这是病灶清除手术在临床运用的例子。
《[[神农本草经]]》已记述有主治[[创伤]]折跌强筋以及金创死肌的药物40种，治[[痈疽]]药50多种，治各种[[痹痛]]、[[腰痛]]的药达60多种。此期从对症用药发展到审因组方，治疗效果也得到提高。
秦汉时期，妇产科有很大进步。有关妇女经、带、胎、产、杂病的基本医疗知识已初步形成，建立了中医[[妇产科学]]辩证论治将证医疗方法的基础。
西汉初期，宫廷中出现了专职妇产科医生，称[[女医]]或[[乳医]]，专为皇太后和皇后少数权贵人物服务。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宣帝时（公元前73～前49年），“女医淳于衍，……尝入宫，侍皇后疾。”淳于氏曾与霍光夫人共谋，乘她给许皇后接生之机，投，专为皇太后和皇后少数权贵人物服务。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宣帝时（公元前73～前49年），“女医淳于衍，……尝入宫，侍皇后疾。”淳于氏曾与霍光夫人共谋，乘她给许皇后接生之机，投[[毒药]]杀害了许皇后。《汉书.霍光传》称：“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颜师古说：“乳医，视杀害了许皇后。《汉书·霍光传》称：“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颜师古说：“乳医，视[[产乳]]之疾者。”淳于衍是我国最早的专职妇产科医生。
淳于意“诊籍”有妇产科病案2例。一例为[[闭经]]：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腰背痛]]，寒热，[[脉象]][[肾脉]]啬，其来坚难，肝[[脉弦]]，诊断为“[[内寒]][[月事]]不下。”分析其病因，“得之于欲男子而不可得也。”经用药治疗，很快痊愈。另一例为[[难产]]：“[[怀子]]而不乳（产难），”以酒服[[莨菪]]一撮，胎下。[[复诊]]时，脉躁，服[[硝石]]一剂，[[瘀血]]下如豆大五、六枚，病愈。这是我国记载最早的妇产科医案，已体现了妇产科辩证论治的基本精神。
在妇女杂病中，首次提出了[[妇科]]病的成因，主要有三种，即虚、积冷、结气。这对后来妇科关于[[温补]]、[[行气]]、攻积治疗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杂病中，除了分别讨论[[痛经]]、[[经闭]]、[[陷经]][[漏下]]等[[月经病]]和[[带下病]]外，并记有[[脏躁]]（妇女[[精神病]]）以及[[阴疮]]、阴吹等病。而且结合辨证论治的原则、首创了多种妇产科常用的著名方剂。
“李将军妻病甚，呼佗视脉，曰：[[伤娠]]而胎不出。将军言：闻实伤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佗舍去。妇稍力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此脉故是有胎，前当主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母不自觉，旁人亦不寤，不复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复归，……今当与汤，并针一处，此死胎必出。汤针既加，妇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备，色黑，长可尺许。”
这一时期，人们对小儿生理发育变化的认识和[[瘛疭]]、[[痫病]]，[[食积]]、[[下利]]等[[病症]]诊治均有一定进步，并出现小儿科专著。
西汉淳于意曾治疗齐王中子诣婴儿的“气鬲病”，病症表现为“使人烦懑，食不下，时呕沫”，配用“[[下气汤]]”，病儿服后，“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这是一例小儿[[消化不良]]的病案。所以，当时人们就认识到小儿病常与饮食不当有关，如“小儿常病伤于饱也”（《后汉书.王符传》）。的病案。所以，当时人们就认识到小儿病常与饮食不当有关，如“小儿常病伤于饱也”（《后汉书·王符传》）。
这一时期，[[儿科]]专著已经问世。《汉书.艺文志》录有《妇人婴儿方》，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时曾参阅过《胎颅药录》一书，流传至今的《金匮要略》中有治“小儿专著已经问世。《汉书·艺文志》录有《妇人婴儿方》，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时曾参阅过《胎颅药录》一书，流传至今的《金匮要略》中有治“小儿[[疳虫]]蚀齿方”，用雄黄粉、[[葶苈]]末、猪脂制成“[[点药]]”，蘸烙病灶局部，是一种较好的[[外治法]]。此外，张仲景弟子卫讯（一作卫沈），知书博学，独擅妇婴之病，据传曾撰有《[[小儿颅囟经]]》三卷，上述几种著作惜均已失传。
秦汉时期，[[望色]]、切脉、[[问诊]]等常用[[中医诊断]]方法已在儿科得到普遍应用，有关小儿病的治疗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如[[汤剂]]、丸药、蘸烙、针、砭等，其中外治法占有重要地位。
与上述认识和治疗技术提高的同时，对[[先天性畸形]]也有确切的记述。如《汉书.五行志》载：“长安女子有生儿，两头，异颈，面相乡（向），四臂，共胸，俱前乡（向），尻上有目，长二寸所。”这是我国儿科史上最早有关婴儿也有确切的记述。如《汉书·五行志》载：“长安女子有生儿，两头，异颈，面相乡（向），四臂，共胸，俱前乡（向），尻上有目，长二寸所。”这是我国儿科史上最早有关婴儿[[先天畸形]]的描述。
汉代的一些统治者出于充实兵员与增加劳力之需要十分重视妇幼保育，并给予奖励。元和二年（公元85年）规定：[[产子]]者可免税三年，[[怀孕]]者，发给[[胎养]]谷三斛，其夫免税一年。对无父母亲属的婴儿，及有子而[[无力]]抚养者，还发给一定的抚养费。上述措施，对于维护婴幼儿的健康成长，起到较为积极的作用。
== 六、[[五官科]]==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虽未专论眼病，但在叙述全身病症时也涉及到一些[[眼部症状]]，如眼部[[肿胀]]、目色异常，目外形的改变和[[目眩]][[目瞑]]等多种自觉症状。其中《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将“等多种自觉症状。其中《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将“[[目赤]]如鸠眼”、“目四毗黑”等眼部病变与[[咽喉]]、[[二阴]]的溃疡和[[全身症状]]联系起来，命名为狐惑病，与现代医学所称之“眼、口、生殖器综合证”（又名白塞氏综合证）很相类似，书中提出的[[清热]]、[[解毒]]、[[除湿]]的法则，至今在治疗该病时仍有效。
《伤寒论》少阴篇中论及多种[[咽痛]]，按[[阴虚]]、[[客热]]、[[痰火郁结]]、[[风寒]]兼痰[[湿阻]]络等不同情况辨证，列有多种方药，其中[[桔梗汤]]是治疗[[咽喉痛]]的祖方，其辨证方法，对后世启迪颇大。《金匮要略》最先记载“妇人咽中如有灸腐”一症，即后世所称[[梅核气]]，其所用[[半夏厚朴汤]]一直沿用至今。该书用[[皂荚]]末吹入鼻内及用薤汁滴鼻以抢救危重病人的方法，是吹鼻法、滴鼻法治疗疾病的最早记载。
[[口齿科]]疾病在秦汉时期，虽然尚不知有否专科著述，但从有关文献叙述和出土文物等，仍可看出其医疗保健的技术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高。
关于口齿疾病的认识和治疗西汉名医淳于意在其诊籍中记录有用[[灸法]]和苦参汤含漱治疗[[龋齿]]的方法，且指出其病因为“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漱。”可见当时对口腔不洁与致龋的关系已有所认识。
汉代针灸学术，在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继续取得发展。
淳于意是西汉初期的著名医学家，他从[[公乘阳庆]]、[[公孙光]]等战国时期老一辈医家那里继承了针灸学术，并将其传授给高期、[[王禹]]等人。[[针灸学]]在《难经》中占着重要的地位。《难经》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对针灸学理论有一定的充实和提高。在西汉时期，刘胜墓出土的九枚医用[[金针]]和[[银针]]，亦标志着针灸用具的显著进步。《后汉书.郭玉传》的记载，有，亦标志着针灸用具的显著进步。《后汉书·郭玉传》的记载，有[[涪翁]]、[[程高]]、[[郭玉]]等一派互为师承的针灸家撰著《针经》、《诊脉法》等，互相传授，虽然均已失传，但涪翁“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的高超针术仍得以流传。程高学于涪翁，并将所学针灸技术传与郭玉。郭玉在东汉和帝（89～105年）为[[太医]]丞，在针灸上不仅具有“一针即差”的本领，而且还深刻地认识到“针有分寸，时有破漏。”他认为“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说明在针刺治疗上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已获得显著的疗效。
西汉末至东汉延平（8～106）年间，在针灸史上出现一部名著《[[黄帝明堂经]]》；即《[[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腧穴学]]专著。隋唐之间，曾先后两次由政府下令，加以修订，规定为针灸医生的必修课本，并流传到日本等国，对后世中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窒息]]死[[动物试验]]
2、[[雷击]]纹的发现
3、[[诈病]]的诊断与治疗
张仲景最早提出一种诈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设令向壁卧，闻师到不惊起而眄视，若三言三止，脉之[[咽唾]]者，此诈病也。设令脉自和，处言：‘汝病大重，当须服吐下药，铖灸数十百处’，乃愈。”（《注解伤寒论.平脉法》，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者，此诈病也。设令脉自和，处言：‘汝病大重，当须服吐下药，铖灸数十百处’，乃愈。”（《注解伤寒论·平脉法》，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
4、铁钉钉进[[头部]]致死例
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头部[[刺创]]。[[他杀]]多见于酒后或病弱者，自杀多见于精神病患者，现今各地仍时有所闻。最早的案例见于东汉，严遵为杨州刺史，“曾巡行部内，忽闻哭声惧而不哀，驻车问之，答曰：”夫遭火烧死。’遵令吏守其尸，乃有[[蝇]]集于首。披髻视之，得铁钉焉。因知此妇与人共杀其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