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临证经验集》
《三十年临证经验集》全书共八十一篇,分作九个部分。其中包括疑难杂症的治验病例。
简介
本书系作者临证三十年间部分临床经验及理论认识的汇集，全书共八十一篇，分作九个部分。 其中包括疑难杂症的治验病例；屡奏捷效的达药验方；独具匠心的诊脉方法；治疗癌症的心得体会等。尤其对带状疱疹、急性阑尾炎、脑震荡、脑挫伤等病勤求古训、古为今用。对恶性肿瘤、中风后遗症、面神经瘫痪、肺结核、精神分裂症、心房纤颤、甲状腺功能亢进、过敏性皮炎、哮喘等病则博采众方、推陈致新，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并于相关篇章中毫无保留地展示读者。==目 录==
《三十年临证经验集》一 述作类…………………………………………………………1 临证须辨疑似 …………………………………………1 无形主宰意念力…………………………………………
“体若燔炭，汗出而散”浅析……………………………
粥油益阴有殊功………………………………………
虚劳初探………………………………………………
痨瘵试析………………………………………………25 大小肠脉诊部位辩……………………………………30) 脉学三题………………………………………………32 {黄褐厚腻苔清化漫笔…………………………………37 察舌余言………………………………………………39
汗吐下法亲历记………………………………………42 ==自序==
余自幼性好岐黄之学。少年时，居于故乡，家母缘脘痛暴甚而呕血盈盆，虽药饵屡进，终鲜效机。当此一筹莫展、进退维谷之时，婶母邀近邻名医邹云翔先生至。是时云翔公尚未赴宁任职，公问症切脉，泰然自若。诊毕而嘱曰：服人参粉血必可摄。依法进服，一日知，三日止矣。嗣后略作调理，脘痛即解，从此安然无事。余见先生医术之神，倍生敬慕。复睹亲友邻里之中，患病者颇多，亟需医药救疗。余外祖母老年痴呆，竟终其生而不治。为此盂城时萌怆恻之心，毅然而立学医之志。及至业医有年，方识医道玄微，原非浅尝辄止者所可得其蕴要。况城秉鲁钝之质，于轩岐要旨未窥堂奥，神圣工巧木讷不精。滥竿其间，犹恐千虑一失而遗人天殃。因而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推究剖析，舍短用长。略有会心处，辄笔诸于纸，以备日后之参证。数十年问，且积笺盈尺矣。此犹未足，思欲负笈名门，广求诸师心传。遂师事吴竺天先生，并蒙姜春华教授谆谆教诲凡十有丑年。又经吴师引荐，侍诊杨永璇先生，以习针灸。由是广受教益，理法方药靡所不及，心得经验多蒙授受。惜盂城器小量窄，未及兼收并蓄。近年因友人之敦促频频，自身之薄暮感怀，爰将笔记稍加整理，选取部分，厘成一编，故有是册之作。
斯编原属随手笔录，为自我参考之用，非为著书立说也。故各篇文风不一，体例无定。此次整理未作根本变动。而勉以真实之资料心得，奉献读者，公诸同好而已。究有几许可取，留待后人评说。如若一鳞半爪尚有意义，愿采撷诸君悉遵《千金》教导，以大慈恻隐之心救治民众疾苦，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苟能如此，则孟城之愿足矣。书中谬误多所不免，如蒙教正则余幸甚。 序 一 曹孟德曾经吟过这样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作为一个在杏林苑中耕耘了数十个春秋的人，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学术理论，为人类的健康与中医学术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既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责任。但是，由于诊务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加上年届耄耋，精力渐衰，我的书稿写了多年还未完成。
现在，孟城却后来居上了。他是我的学生，是我众多学生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他经过几十年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努力，已获得了可喜的成果。《三十年临证探研录》不仅是他学术经验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一次成绩汇报。孟城是个精勤不怠、学而不厌的人，他极其尊敬自己的各位师长，对师长们一言半语的教诲，都记忆在心。因此，书中内容多有他与诸师传承关系的自然流露。
孟城的这本著作，据我个人的体会，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态度严谨，资料可靠。孟城无论治学还是处世，始终是严谨的，坚持实事求是，力戒虚伪浮泛。本书所涉及的病例，写作前他都经过直接或简接的随访。疗效确切，方才引作资料。而且全书文字朴实，不事渲染，也可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他的严谨精神。
第二、辨证精确，细致人微。如第13篇“外感风热误药致变”中，沈氏发热神昧，辨为风热挟痰，劫伤津液，用加减萎蕤汤化裁得愈。又如惊恐重症治以补养，脑挫伤治以镇肝熄风法。小儿肺炎治以清肠泄热，心房纤颤治以养心宁神等诸多病例的辨证治疗，都较为精细确切，所以能收到极高的疗效。
第三、处方简洁，用药轻灵。书中不少效果独特的验方用药极为简洁，甚至往往以单味药取效，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约少而精，与疾病针锋相对、单刀直入，常可出奇制胜，而且没有复方中药物之间相互牵制的弊病。如用单味代赭石治脑震荡，酒煎红藤治急慢性阑尾炎，霜桑叶煎洗结膜炎等具有简洁高效、药到病除的特点。同时，在使用复方时，用药的剂量每常较轻，但从病例观察可知，同样收到了应有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应用尝试，既可减少药物对病人肌体的影响，又可节省药材，具有进一步实验研究的价值。
第四、深入钻研，创制新方。书中用以康复中风偏瘫的“偏枯健全汤”；纠正面神经瘫痪的“圣愈正容汤”；治疗精神分裂的“镇肝涤痰汤”及蠲除老慢支的“百合畅肺饮”等四首特效处方，均系孟城经过多年lI缶床实验研究后制作的新方，用以治疗适应病证，常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是他对祖国医学的又一重要奉献。 同时，书中所介绍的其他方药与方法，也具有简洁、高效、堪经重复的特点，因而值得推广应用 第五、通盘考虑，实践整体均衡治疗。“整体均衡疗法”是孟城长期以来始终坚持，并不断为之探索研究的治疗法则，用以治疗历久不愈、症情错综复杂的疑难杂病具有特殊效用。书中没有明确提出这一观点，是因为目前尚在孕育之中，还未成熟。但书中许多复杂病例的辨治过程，无不贯穿和体现了这一点。“整体均衡治疗”是孟城学术观点中的一种创见，虽然先哲著作中也有类似的学术思想存在，然多属散在和初步的，没有升华、结晶。孟城本着继承和发展的精神，正在深入研究。而这一思路与方法，却已在本书的字里行间跃然纸上，读者如能别具慧眼，自有会心之处。
孟城在事业上具有勇往直前的精神。经过三十年不寻常的实践和研究，他终于获得了今日的成就。“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业绩!”这是我对孟城的一点勉励与期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吴竺天 八十八岁
1998年1月5日 序 二 我告别祖国和上海，到美国求学而后留美行医，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在这期间，我常常忆念上海的亲朋好友。
孟城是我早年在沪学医时的同窗好友。在学术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他始终是一个孜孜不倦努力进取的人。现在见到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三十年临证探研录》，我非常高兴，因而激动地为它作序。
在祖国医学绚烂多彩的百花园中，到处都有奇花异草可寻，如果你善于采集的话，是一定会有收获的。《三十年临证探研录》是孟城数十年来部分临证心得的汇集，也是一次杏苑采宝的小小展示。“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它不仅是一部冶理法方药于一炉的好书，而且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和盘托出，奉献给读者和医界，这种可贵的精神使我最为感动。就书中的内容来看，侧重于医疗技术，但是，现代医学对于健康的含义，正如本书所说的，包括了生理与心理两个方面，特别是心理的反馈与影响，日益显示出重要的作用。9 i3 R6 p" f# C, r
“无形主宰意念力”是作者运用祖国传统的医学理论，研究医学领域内心理反馈现象的一次大胆尝试，是很有意义的。心理的自我锻炼与完善，是人们获得健康心理的最佳途径与方法，而心理健康又是生理健康的有效前提和保证。只有通过不断的以健康心理克服和取代不健康心理的长期训练，才能达到高尚的心理境界，从而享受生理健康与长寿的乐果。
祖国医学已经走出国门，进入世界医学的金色殿堂。它是一颗璀灿的明珠，必然会对人类的健康作出重大的贡献。值此机会，愿孟城的这一部著作，光芒焕发，青春永驻。 美国天然医疗中心主任 全美整体医学研究会会长 美国东方医科大学针灸学博士张润平 1998年元月24日于洛杉矶 ==部份内容==
《三十年临证经验集》——五味子治咳宜忌谈
五味子治咳喘，由来久矣。远自仲景，近迄天士，历代大家鲜有不用之者。然五味子虽为咳喘妙药，并非适用于所有病人。宜者用之，效可立见；不宜者服之，害亦非浅。故于宜与不宜之间，须究心焉。清·叶天士为一代宗师，每因虚劳喘咳方中用五味子，屡遭徐灵胎之评责。可见五味子虽为治病良药，若要投遣得当，亦非易事。 五味子秉酸收之性，有敛肺保肾之功。因其酸敛，则有凝痰、滞邪、聚火之弊。是故五味子所治之咳，乃肺肾不足、元气耗散之咳，取其固守金水则喘咳自止。若夫外因客邪、内缘停痰火热之类所致之喘哮咳嗽，则五味子避之犹恐不及，是为大忌者也。如若虚实相兼之证，必用五味子时，可与泻实之药同用，相辅而成功。仲景用五味子，每与干姜为伍者，职是之故也。如小青龙汤为风寒束表、饮停于中之喘咳；射干麻黄汤之治痰饮喘咳等皆是。关于五味子之适用宜忌，徐灵胎于《临证指南》之批语中言之甚详：“此老(指叶天士)于补剂中用五味子极多，以其能收摄元气归于下焦；或收敛肺气不使上逆。皆历代医书相传之法，其实皆谬也。五味子专于收敛，倘有一毫风寒痰火内外之邪，用之则永远不出而成痼疾。故仲景治虚方宁用牡蛎、龙骨，从无五味者。其咳证之用五味，必与干姜同用，从无独用者，历考自知，乃千余年竟无知者，而杀人无数矣。”
东垣亦曰：五味子“治咳以之为君，但有外邪者，不可聚用，恐闭其邪气，必先发散尔后用之乃良。有痰者，以半夏为伍；喘者阿胶为伍，但分量少不同耳。”两位先贤之论，言简意赅，于五味子疗咳之宜忌，已得其要领矣。 余临证间，亦恒用五味子以治慢性咳嗽，于肺金气阴伤损之“”，辄加用于辨证处方中，收效之良，非他药可比拟。余于十四、五年前治一女同事，自幼得气管炎，经年咳嗽不已。春夏咳稀，秋冬咳甚，三十余年历治不愈。余详察四诊，知其内外无邪，纯属虚证，适与中药西制之五昧子糖浆，服一瓶后咳嗽大减，连进五大瓶(每瓶500ml)，三十余年之痼疾，竞得根治。 又曾治一八旬老妪，子孙孝顺，经济宽裕。橘子苹果，日啖不辍。人参蜂皇浆之类温补之品，相继迭进。渐至口干、内热、咳嗽频仍，数月不瘳。余诊其脉，弦而有力，略带涩意，舌红而干，中心剥苔。显属肺肾燥热，津伤咳嗽，治当益胃生津，润肺止咳。虑高年胃气多弱，兼顾健运中焦，投以叶氏养胃汤加川贝粉。首次服药后即觉舒泰异常，为数月来所未有，三、四帖后咳减过半。复诊时舌红已退，于原方中加五味子3g，服后咳又骤增，口干心烦。因速泻去五昧，仍服原方，则日愈一日，连服二周，诸证悉愈。此例属内热伤津而不宜用五味子收敛者。由此可知五味子治咳喘有宜与不宜之别，临证时当有所斟酌，不可一概施用。夫药本无过，全在医家之驾驭得法与否耳。
《三十年临证经验集》——桂附八味丸方证散议 （一）桂附八味丸，首见于仲景《金匮要略》，但古今方名略有不同。本方于《金匮》书中凡两见：先见于“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篇，名曰“八味肾气丸”。又见于“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篇，删去“八味”二字，仅名“肾气丸”。因此方首出《金匮》，后世称之为“金匮肾气丸”，此名至今尚在沿用。现时之“金匮肾气丸”与仲景原方不尽一致，已略有变动，故有改称“桂附八味丸”者。松原市中医院推拿按摩科赵东奇《金匮要略》之肾气丸药用：“干地黄八两，山茱萸、薯蓣各四两，泽泻、茯苓、牡丹皮各三两，桂枝、附子（炮）各一两。”其所治证为“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及“转胞”而“不得溺”者，用肾气丸于补益肾气之基础上，“但利小便则愈。”可见桂枝于此方中不仅有协助附子以温肾脏之效，更重要者在于增强膀胱气化，以利小便。但后世之肾气丸，多用以治疗肾阳虚衰之证，常不兼挟水液代谢障碍，故不用桂枝而用肉桂，以增温肾纳气、引火归元之力，更有利于肾衰阳虚内寒或虚阳浮动之证。原方中干地黄改用熟地，则滋肾之功尤胜。古时之干地黄即今时之生地黄，古之生地黄则为今之鲜生地。故仲景之百合地黄汤方可用生地黄捣汁，职是故也。仲景何以于肾气丸中不用熟地，余未加考证，似汉时尚未发明加工熟地之法。
熟地滋补真阴、摄纳肾气之功远胜生地。如清代许松如于《诊余脞谈》中曰：“徐洄溪、陈修园辈，以熟地柔腻滞胃，宜人丸剂而不宜入煎剂，引古以为证，此拘牵之说也。余见肾虚宜填纳而胃气不弱者，服之利益甚大。佐以流动之品，绝不碍胃。且应用熟地之时，即以枸杞、女贞、龟版辈代之，效力亦逊，讵可悬以为禁，没其功用乎?”许氏所说为临证有得之言，皆从经验中来。熟地滋腻碍胃之弊，除“佐以流动之品”而外，尚有重用一法。盖熟地少用则滋腻，多用反不碍胃。所谓多用，即每剂或每次单服用至30g、即可。此余临证屡经试验，乃历历不爽者也。世传有用熟地拌砂仁之法，法非不善，而虚损症常多脾肾双亏、胃气伤残者，虽些少砂仁亦难接受，不如上法为妥。但熟地服用不当以致胃气腻滞、经络壅塞者，又非砂仁、沉香不能开。
有肾阴亏极、虚阳上浮者，舍熟地难能滋填摄纳以归窟宅。余曾治一虚损症，真阴虚衰而致倦怠乏力，吸吸少气，上重下轻，头脑昏沉不清，腰酸肢软，遗精频频，纳差神呆，余于其对症方中加熟地30g、，首次服药后即觉有气自头中下降入腹，立见头脑清醒、精神倍增，腹笥充实，两足有力。以后续服前方，胸腹经络之间，常有气机走动之感，不用熟地则不见气感，此乃熟地招纳虚阳下归之效。由此可知，真阴虚衰者，要非熟地无以为用。无怪乎景岳好用熟地，致有“张熟地”之美名，不为无因。
熟地之选材加工炮制方法，对于药效至关重要。王汝霖曰：“惟此丸（桂附八味丸）中之熟地，必须用九煮九蒸九晒制极透者，否则无效。有心活人者，须自制为妥。”此说聊备一格，姑且存而勿论。
（二）桂附八味丸之方义解释，多属随文敷衍，未抉精要。如《医方集解》释曰：“熟地滋阴补肾，生血生精；山茱温肝逐风，涩精秘气；牡丹泻君相之伏火，凉血退蒸；山药清虚热于肺脾，补脾固肾；茯苓渗脾中湿热，而通肾交心；泽泻泻膀胱水邪，而聪耳明目。”“惟附子、肉桂，能入肾命之间而补之，故加入六味丸中，为补火之剂。”又如《医贯》曰：“熟地、山萸、丹皮、泽泻、山药、茯苓、皆濡润之品，所以能壮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润之物，能于水中补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养，则肾气复其天矣。”以上释义，皆就肾脏本身之生理病理及方中诸药之功能而言，固属不谬，然则难免有浅近之嫌。而尤在泾于《医学读书记》中论六味地黄丸则曰：“六味地黄丸多用熟地、萸肉、山药、味厚体重者，补阴益精。而以茯苓、泽泻之甘淡助之下降。……气浮者多热，牡丹之寒所以清浮热。”肾气亏损，阴阳失调之病理中，属肾阴虚耗者，必致阴不恋阳而虚阳上浮，若单以熟地滋填摄纳犹难招浮阳归于窟宅，故佐苓泽以引导下降，直趋命门。尚有散见之浮阳，则以丹皮清之。由是阴阳重归和合，水火继续交媾，而复其生理之常矣。据此，方中茯苓、泽泻，非仅为通利小便而设，仲景制方有出神入化之妙，而钱仲阳将八味丸去桂附而变为六味地黄丸，立滋补真阴之祖方，乃深得个中意趣者。故用方之时，更须斟酌尽善，不宜随便删除泽泻，易以他物。
泽泻除用以利水之外，李时珍谓其还具固精之功，可治遗泄。而肾精为肾中阴阳二气之物质基础，无论肾阴虚症或肾阳虚症，必然波及肾精，因而固护精气实为治疗肾气亏损必不可少之环节，而于全方中虽地、萸、山药皆兼此能，而无突出之效，惟有泽泻独擅其功，是以仲景用泽泻不特治水而已，自有更为重要之作用在。泽泻固精止遗其功独特，单味煎服即可取效，一般每次用10g、即可。余曾治一少年，遗精频作，诸药罔效，以致神思恍惚，记忆减退，读书成绩节节下降，其母深以为虑，央余设法治疗。余嘱每日以泽泻30g、煎服，连服七天，从此不再遗泄。一周内服用泽泻200余克，未见任何不适。《本草纲目》渭此物宜于湿热遗精，其实用于虚证亦效，第虚证宜辨证选加熟地、山药、枸杞、沙苑之类，则效验更彰。
泽泻具止、通两种功能，除固精止遗之外，还善治前列腺肥大之排尿不畅以至癃闭。是以说明六味地黄丸，桂附八味丸用泽泻，并非仅为利水一端而已。倘仲景肾气丸中用泽泻只为通利小便，则后世之用六味、八味多为单纯肾虚而设，理宜效景岳之左右归，去泽泻而不用之，何以直至今时，六味、八味方中，仍用苓泽哉！钱仲阳将肾气丸方去桂附而成补阴之祖方，而却留利水、伤阴之泽泻，抑何不思之甚也！可见此方（六味丸同）中用泽泻，其意至深，既能降上升之浮阳，又可摄下流之阴精，更能于生殖系统散结、消炎、决癃排尿，不可以其“能泻泽中之水”而浅之乎视之也。然肾虚兼见津液损伤者，则不用苓泽为宜。
（三）肾为先天之本，中含真阴真阳，就形质而言，阴阳即水火也。赵献可曰：“君子观象于坎，而知肾中具水火之道焉。夫一阳居于二阴为坎，此人生与天地相似也。”昔贤每以卦象易理以释岐黄之学，以坎卦象于肾，卦之上下各为阴爻而中间则为阳爻，以明肾中阴阳水火，含蓄交融之义。而坎中一点真阳，亦称命门之火，为人身生命之根，景岳于“大宝论”中振笔捷书：“天之大宝惟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是以命门之真火于人身最为重要也。然朱丹溪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奠定滋阴学说之理论基础。其实，肾中阴阳二气皆不可偏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真阴为真阳之物质基础，无阴则阳为独阳；而真阳又为真阴之发挥运用，无阳则阴为孤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孤阴独阳必致阴阳离决。故阴阳二气对于人身，皆至关重要，不可执此以废彼。肾中真阴真阳并不等量齐观，虽有参差，但在健康人体，两者不断处于交融协调之动态平衡中。阳火刚劲，秉乾健之运；阴水滋柔，具坤顺之德。因而，在正常人体，以水多火少为顺。近贤彭子益于其遗著《古方推论》中曰：“肾中水火二气，水气多于火气为顺。缘人身中气，为身体整个运动之枢机，肾气为中气运动之始基。水气多于火气，火藏水中，乃能生气。若火气多于水气，水气不能包藏火气，火气遂直冲上越，运动遂灭。”寥寥数语，已将肾中水火二气之交融平衡关系点破真蒂。故“此方附子极少，山药地黄丹皮茱萸独多，即是此理。然人身阴阳二气，阳火易盛，水寒易散，而真阴极难滋填。故有“水多生寒之病，用附子以温水寒，一剂便奏全功。若水少补水，一年半年尚难补起也”之说。中医五行学说中，有生克制化规律，将五脏六腑之关系，统一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肾脏亦不例外。按五行理论，肺为肾母，肝为肾子，心为所胜，脾为所不胜。其中对于肾脏生理关系最大者，无过肺肝两脏，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则补肺可以益肾之虚，泻肝可以泄肾之实。然肝肾为母子之脏，肝木既可子盗母气以虚肾，亦可反馈奉养以益之。故治肾虚之证，须兼顾肺肝，始为周全。彭子益先生对此研究甚深：“肾气丸补金润木滋肾水，又用附子温肾阳。凡阴液不足，肾阳又虚之病，总以此方为大法”。
不仅肾气丸具有金水相生、肝肾同源关系，即六味地黄丸理亦一致，钱仲阳将肾气丸方去桂附，名六味地黄丸，专治肾水不足，极有功效。彭子益曰：“而不知全是补金润木之功。补金以培生水之源，润木以杜耗水之路。肾水有生而无耗，故肾水足也。再于水中补火，水中有火则生气，此肾气二字之起源也。肾气者，元气也，中气之根也。”可见肾中真阴真阳，与其他诸脏，尤其肺肝二脏，有其生克制化关系，故一旦发生疾病，必须考虑并利用五脏之相互关系以为治，始更切合实际。本文中引彭氏之论较繁，并非故意引袭，彭氏“人身中气为人体整个运动之枢机”及“肾气为中气之根”二语，精辟揭示人体先天后天之关系及其在生命活动中之重要作用，同时深刻揭示虚劳病证之治疗首重脾肾之理论根据，对于先贤“补脾不如补肾”、“补肾不如补脾”之争，细绎此文必有心得。进一步考虑五脏之间之平衡协调，则理无余蕴而治无不中矣。
明代绮石先生亦早已认识并倡导运用五脏关系以治病。其治虚劳一症，从阴虚阳虚两者入手，但不直接补益肾脏。而是阴虚之证养其肺阴，阳虚之证益其脾气。肾阴不足，养肺阴以滋化源，此虚则补母之法。而补脾以治真阳之虚，有火土相生之妙。理虽如此，而病已涉及先天，不治其肾终非其治。绮石于《理虚元鉴》中将阳虚成劳归纳为三种类型：“日夺精，日夺气，日夺火。”而最后以“急救中气为先，将‘阳虚三夺统于脾’。”须知虚劳之病症及肝肾者，常兼真火衰微，纯补中气恒见病情好转而难彻效，观彭氏之论其义自明。至于桂附之雄烈，不宜于久虚之体，自可改用柔润之品，正不必执定桂附也。
真阴损伤之人，用六味丸滋阴，亦宜参酌肺肝。盖六味地黄丸为阴凝之物，易碍胃气，而肝木具疏泄之能，可以疏达土气。故彭氏倡言：“六味地黄丸补水，不如归芍地黄丸补水功大而活动”，因“归芍活动木气，不用活动木气之药，必凝胃矣。”同样“肺为阴根，肺阴足则全身津液自足。”而肺为肾母，有金水相生之妙，阴亏及津者，更宜于六味丸中加西洋参、麦门冬，谓之参麦地黄丸，亦有称为八仙长寿丸者。现代成药则以北沙参易洋参，则更易推广使用。
（四）王汝霖曰：“肾为人生之最重者也，肾中藏一水一火，左肾属水，水生木，木行春令，为万物发生之源。右肾属火，火生土，土为万物之母。故肾为五脏六腑之总枢纽，最为重要，不可不补，以遂其生生不息之机也。且肾为坎水，不易满而易招损，故肾一虚，而百病丛生。”
然则肾虚而宜用桂附八味丸之指征若何?王氏之经验为：“凡脉见浮濡、浮虚、浮大、浮散，或微细短弱，或数大无根，左虚于右，或尺脉无根者，每用桂附八味丸治之，无不效验如神。”《笔花医镜》则详列本方之适应证候：“肾之虚，脉左右常细软。其症为头痛、为耳鸣、为耳聋、为盗汗、为夜热、为健忘、为咳嗽、为喘、为吐血、为腰痛、为腿酸足软、为目视无光、为大便结、为小便不禁、为戴阳、为久痢久疟。”
彭子益则曰：“人年四十以后，善保肾家，左脉充足，皆能有八十以上之寿。因水足乃能有藏火之处。水亏不能藏火，中气失根，则阳气飞越，中气消散，无药可回也。”
（五）临证所见，有肾阳虚而不宜用桂附刚药者，尤其附子，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经，辛烈异常。故《理虚元鉴》论“阳虚三夺”谓“回衰甚之火者，有相激之危。”关于此点，彭子益经验丰富，议论极精：“附子纯阳，其性上升。如水寒不大而多用附子或水不寒而误用附子，附子下咽，能将肾中阳根拔动而起，使水气从此不能包藏火气，为祸不小。”如遇此等情况如何处治，同：“除纯寒之证不能不用附子外，其内伤肾阳不足，肾并不寒之证，莫如用甜苁蓉、巴戟天。柔润和平益肾之品，以代附子，最为妥当。猪腰子不去膜，用生黄土拌湿包固，柴火烧熟放冷，胃强者嚼食腰子，胃弱者将腰子煮汤食。”“此方温补肾阳，和平力大，凡先天不足，与肾家阳虚之人，皆可奉为再造之宝。”然猪腰子虽为和平服食之物，而终带温热之性，食多热动者，可配养阴之品。
如患者阳虚而难受桂附八味丸者，彭氏尚有单服甜苁蓉法：“剪碎吞服一钱，水火双补，可代肾气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