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渊博的学者。他总结了泰利斯以来古希腊哲学发展的成果，首次将哲学和其他科学区别开来，开创了逻辑、伦理学、政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独立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生平和著作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 384年出生在斯塔吉拉城，父亲是马其顿王阿穆塔的宫廷医师，在亚里士多德幼年时去世。

亚里士多德18岁时被他的监护人普洛克西诺送到雅典，进入柏拉图学园学习，后来担任教师。柏拉图逝世后，斯彪西波主持学园事务。亚里士多德与他有分歧，和另一个同学克塞诺克拉底接受了赫尔米亚的邀请，离开雅典来到亚洲的密细亚的阿索斯城，建立学园，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 3年后波斯帝国攻陷了城池，赫尔米亚被杀，亚里士多德逃到累斯博岛的米提利尼城。公元前342年，亚里士多德应马其顿王菲力浦二世之召，去当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前 339年离开马其顿的宫廷，回到自己的故乡斯塔吉拉城。

公元前 335年，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这时学园由克塞诺格拉底主持。亚里士多德带领泰奥弗拉斯多，在城外吕克昂的阿波罗神庙附近的运动场里另立讲坛。由此，他的学园被称为“吕克昂”。他的教学活动多在运动场里的散步区进行，边走边讨论问题，因此又被称为“逍遥学派”。吕克昂树立了一个和柏拉图的学园大不相同的学风。它更注重实际，研究问题更注重提出疑难，注重多方面收集材料、尝试和探索。在哲学及古代知识的许多部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公元前 323年亚历山大在军旅中突然死去，雅典发生了反马其顿的运动，亚里士多德便成为政治打击的对象，他和苏格拉底一样，被控以“亵渎神灵”的罪名。他把学园交给泰奥弗拉斯多，避难于卡尔基，次年因病逝世，终年63岁。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他生前公开发表供一般人阅读的，用的是对话体。这类著作大部分都已散失，只有一些片断流传到现在。这类作品文体典雅，想象丰富，M.T.西塞罗誉之为“黄金河流一样的”作品。其中重要的有《论灵魂》、《论正义》和《论哲学》等。

第二类作品朴素无华，推论严紧，大概是亚里士多德的讲授提纲、研究札记或学生的听讲笔记。保存下来了一部分。

现存亚里士多德著作主要有：《范畴》、《解释》、《前分析》、《后分析》、《论辩》、《智者的驳辩》，总称《工具论》，主要涉及逻辑问题；《形而上学》，主要涉及抽象的一般理论问题；《物理学》、《论天》、《论生灭》、《论灵魂》，主要涉及自然哲学问题;《尼各马可伦理学》、《大伦理学》、《欧德谟伦理学》，主要涉及伦理问题。此外还有《政治学》、《诗学》、《修辞学》及其他有关生物、经济等方面的著作。

基本学说

亚里士多德把广义的哲学，即一般性的知识，分为3 大类：①实践的，②创作的，③理论的。实践的知识只研究行动本身而不管行动的结果；创作的知识是关于材料的塑造和制造的知识。这里所说的材料往往是语言材料，创作只是词句的制作。这个词后来和诗是同意语。“理论”，在古希腊语里本义是凝视。理论的知识是一种不为其他实用目的只为知识本身的知识，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最高贵的静观知识。

理论科学

理论科学又进一步被分成三类：即物理学、数学和第一哲学或神学。亚里士多德和他的逍遥学派把主要力量集中在物理学和第一哲学上。

第一哲学

即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即普遍存在，其他分门别类的学科，是从这个全体上割取一部分而进行专门的研究。研究普遍存在也就是研究那些“其自身就是属于作为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本原和最初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初的原因共有 4种：①质料因。一切事物构成和存在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如铜之于雕像，银之于银碗；②形式因。决定一个事物之所以是那个事物的原因，因此被看作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定义，而不是事物的外表；③动力因。一切运动和变化的来源，如父母之于儿女，制造者之于产品；④目的因。也就是为了什么，如为了健康而散步，为了治病而服药。人们了解了“四因”，就会了解事物的产生、消失和自然的变化。

四因说是从以前哲学发展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具有明显的调和性。亚里士多德一方面着重批判柏拉图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同时也指出德谟克利特唯物主义原子论的缺点。他指出，柏拉图派的理念论，在论证上没有充分根据，不但不能解释事物的存在和运动，反而会引起种种困难。那些认为有一类具体事物就有一个独立存在的理念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这样，那么人工制造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偶性和关系也都有自己的理念了。理念论是无用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说它无用，因为它仅仅是把可感觉的事物增加了一倍，既不能成为它们运动和变化的原因，也无助于它们的存在以及我们对它们的认识。理念的前提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一方面断定理念是有关对象的本质，另一方面却又断定它存在于那些对象之外，本质是不可能存在于事物以外的。在谈到个别对象和理念的关系时，柏拉图说对象分享(分有)或模仿理念，而所谓“分享”或模仿不过是一种说不清楚的诗的比喻。最后，理念论把理念看作是实体性的东西。如果这样，在个别对象和理念之间还须有个两者共有的模式，即在个别的人和人的理念之间还需有“第三个人”。在批判理念论时，亚里士多德把这一理论概括成一个著名的公式，那就是“多外之一”。这非常准确地击中了理念论的唯心主义要害。唯心主义一般总是用自然之外的精神，存在之外的思想来作为自然和存在的本质、原因和本原的。

在批判理念论的同时，亚里士多德也指出古希腊唯物主义的缺陷。他认为，德谟克利特和他的先驱发现了质料因，对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却忽略了事物运动的原因，没有说明从哪里开始运动以及为何运动的问题。同时，德谟克利特也忽视了形式和本质，他没有探究事物运动的内部源泉，更不了解人们的概念更深刻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

关于实体问题的探讨

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实体问题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实体和“作为存在的存在”几乎是同等的。实体就是与一切事物相关的“本原”。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集中地表现了困惑和混乱。

“实体”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原本就包含着两层完全相反的意思：①指个别的事物；②指普遍本质。在亚里士多德着重于世界的客观性和独立性的时候，他把实体第一层意思放到首要地位。认为只有个别的东西才能独立存在，才是“第一实体”，一切其他属性是用来表述它们的谓词。另一方面，当他觉察到普遍形式和本质定义在认识中的重大作用时，反过来把实体的第二层意思放到首要地位，强调形式的能动性。他认为形式不但是事物的普遍本质，而且是事物所要达到的目的，同时是诱发事物趋向目的的动力因。唯有形式才是现实性，是内在于事物的目的。相对来说质料则完全是消极的，是实现目的的可能性，是潜能。

从形式既是现实性、目的因和动力因的前提出发，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有一个永恒不动的，非感性的实体，一个完全没有质料的形式即“纯形式”。它是运动的第一发动者、纯粹的“隐得来希”，也就是“神”。神是宇宙万有的最后目的、最初的动因。

亚里士多德试图对以前的哲学加以总结，做出综合的结论，解决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但是，当时哲学思想还处于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开创阶段。他还不能真正解决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的过渡问题，从而陷入了矛盾和混乱，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

物理学

即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这里面不但包括事物运动的一般原则，也包括两种“可感觉的实体”，即天体和生物。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中一切对象都由质料构成，并且必然具有运动和变化。他将运动和变化区别开来，认为一切运动都是变化的，但不能说，一切变化都是运动。例如产生和消灭，即从不存在到存在，或从存在到不存在的变化，就只能说是变化。他把狭义的运动分为3大类：①量的运动，即增加或减少的运动；②质的运动，即质的转变；③空间运动，即位置的变换。他认为空间运动伴随着其他种类的运动。所以空间和位置也就是一切种类运动的普遍条件。亚里士多德不把位置看作是物体广延性所占据的空间，而是反过来将它看作是包围物体的边界。他从这里得出了两个结论：①没有无物体的空虚位置；②没有不占位置的无边界的物体。所以，宇宙的广延是有限的，在它之外没有虚空。亚里士多德把时间定义为按照先后来计量运动。他认为既然运动是永恒的，那么，时间也同样是永恒的。宇宙有无穷的过去，也有不尽的将来。至于构成物体的质料，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五种：冷而干的土、冷而湿的水、热而湿的气和热而干的火，这四种是构成月亮以下的地界中物体的元素。此外还有第五种比火更热更干的元素，一种燃烧着的东西，即以太。以太构成了月亮以上的天体，由于第五种元素最轻灵，所以它的运动形式最完美，是无限而又有限的圆周循环。地上的元素各按其本性作直线运动，轻者以苍穹为归宿，自然上升，重者以大地为依据，自然下降。他认为自然中一切都是有目的的，“神和自然不作无益之事”。

亚里士多德是地球中心说的系统化者。他认为，宇宙是以不动的地球为中心的球体，地球之外包围着47层或55层中空球形的天宇，最外的一层是恒星天。自然中的运动是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是质料不断被形式塑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等级的生物。灵魂是生物的形式因，也是目的因和动力因。他认为，灵魂本是生命原则，它和身体的关系如视觉和眼睛的关系，不是船长和船只的关系。不同等级的生物有不同功能的灵魂。植物灵魂只有营养、吸收的功能；动物灵魂有感觉、欲求和移动。人的高贵之处在于除了有营养和感觉的功能之外，还有理性。理性是某种外来的、神圣的东西，它的一部分进入身体后受到身体的影响，变成被动的灵魂，和其他灵魂一样，随身体的死亡而湮灭；另一部分，一直保持其能动性，继续其静观的生活，离开身体后仍能独立自存，是不朽的。在《物理学》里，亚里士多德也有混乱的地方，难以自圆其说。

逻辑学

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里，没有逻辑学的地位。在逍遥学派看来，逻辑学不是知识的本身，而是获取知识的工具、手段。

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认为，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即逻各斯。但它所注意的只是语言的形式而不是语言的内容。词是构成语言的最基本的成分，每个词都是一判定。在《范畴》篇里，亚里士多德列举了10种判定方式，即10种范畴：实体、量、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具有、主动、被动。其中实体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在一个命题中，只有实体居于主词的地位，其他 9种，都是谓词，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主词加以陈述。在客观上，实体是主体，一切其他范畴都是隶属于主体的属性。单个的、孤立的词并没有真和假、对和错，只有把两个词联系起来成为命题和判断，才发生真假和对错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对定义作了专门研究，提出了本质定义即属加种差定义、语词定义、原因定义等。他讨论了下定义时可能出现的错误，提出了现在逻辑教本中仍在使用的一些规则。

亚里士多德把命题划分为简单命题和复合命题。简单命题按“质”又分为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按“量”分为全称的、特称的和不定的。命题的对当关系、换位等问题是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重要理论。他讨论了全称肯定命题、全称否定命题、特称肯定命题和特称否定命题之间的关系；他规定全称肯定命题与相应的特称否定命题之间、全称否定命题与相应的特称肯定命题之间是矛盾关系；全称肯定命题与相应的全称否定命题之间是反对关系。他提到了特称肯定命题和特称否定命题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明确陈述。他没有专门讨论差等关系，但在三段论中实际上应用了这一关系。他讨论了后来所说的“简单换位”和“限制换位”。命题的对当关系、换位等理论是三段论理论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研究了推理，认为推理是通过前提作出必然结论的逻辑形式。直言三段论理论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它分为三个格，共14个有效式。因为第一格可以得到AEIO四种结论，而这种三段论的有效性又很明显，无需再加任何说明，所以亚里士多德把第一格各式称之为完善的三段论，第二格、第三格各式不具有这种特点，需要通过换位和归谬等方法才能把它们化归为第一格，也就是需要通过第一格，才能提示出它们的有效性，因此他把这两个格的三段论称之为不完善的三段论。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演绎推理理论，是一个初级的公理化系统。以他的三段论第一格各个式作为公理，就可以推出其他各格的各个式的有效性。

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模态三段论理论。模态三段论是两个前提中至少有一个必然命题或偶然命题，而其他命题是实然命题的三段论。三个格的模态前提的组合共8 种：①两个前提都是必然的；②一个是必然的，另一个是实然的；③一个是实然的，另一个是必然的；④两个前提都是偶然的；⑤一个是偶然的，另一个是实然的；⑥一个是实然的，另一个是偶然的；⑦一个是偶然的，另一个是必然的；⑧一个是必然的，另一个是偶然的。亚里士多德分别对三个格的模态三段论作了考察，提出了模态三段论有效性的规则。例如，在第一格中，当大前提是必然的，小前提是实然的，则得到一个必然的结论；当大前提是实然的，小前提是必然的，则得到一个实然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的模态三段论实际上也是一个公理系统，有些内容需进一步研究。

思维规律的理论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从本体论和逻辑两个方面提出和建立了他的逻辑思维规律理论。在他的哲学著作《形而上学》中首先考察矛盾律，认为矛盾律是一切证明都需要应用的最根本的原理，因而是不需要证明也是不能证明的。亚里士多德确定的另一条思维规律是排中律。

亚里士多德研究了科学证明，他要求证明的前提必须是真实的，是必然的；证明的最初始的命题必须是直接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直接的命题有公理、公设和定义。此外，在证明中还有推理规则，主要使用三段论推理。他还讨论了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并认为直接证明比间接证明优越。同时，他还研究了各种谬误以及驳斥谬误的方法。他把谬误分为依赖语言的谬误和不依赖语言的谬误。依赖语言的谬误主要有：语词歧义、以分为合、以合为分、错放重音等。不依赖语言的谬误主要有：混淆偶性与本质属性、混淆相对与绝对、预期理由、肯定后件、错认原因、复杂问语等。

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中还有归纳和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内容。归纳是通过类比，从特殊中发现普遍，从个别中发现一般，它是一切科学证明的泉源。

实践科学

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奴隶主哲学家，他的社会政治立场最鲜明地表现在“实践科学”中。实践科学有三个分支，即伦理学、理财学和政治学。在这三个领域里奴隶被排斥在外。亚里士多德把奴隶称为“有生命的工具”、“能听话的财产”，他们虽然也是人，按其本性却要隶属于主人，服从主人，进行体力劳动。

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说是古希腊从梭伦到德谟克利特幸福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心是关于幸福和实现幸福的条件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其主要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综合前人伦理思想的成果，运用经验和理性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了人类道德行为的各个环节和奴隶制社会道德关系的各种规定，建立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幸福论伦理学的理论体系。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奴隶主阶级的人性论。他认为，人的灵魂分为理性和非理性，即感情和欲望两个部分。人区别于动植物的地方在于有理性功能，并按理性生活。人的理性一方面是纯粹理性，其职能是沉思真理，其完善的活动是理智的美德；另一方面是与感情和欲望相联系的，其职能是调解并控制感情和欲望，其完善的活动是实践的美德，即德性。理智的美德来自知识教育。实践的美德得来自行为习惯，它是人们自愿选择的行为，是有目的的自觉活动。在他看来，有德性的人其灵魂的各个部分是协调一致的，善行是这种协调一致的表现，恶行就是灵魂各个部分不一致的结果。因此，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还认为，美德和善行皆由理性决定，理性的主动作用在于使人控制自己的心灵和行为，使之不走极端，符合于“中庸”。因此，凡符合中庸要求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就不是道德的。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伦理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成分，肯定了现世的物质生活的幸福和快乐，认为快乐是人的德性活动的自然结果。但是，他反对把幸福仅仅归结为快乐，尤其反对那种把快乐仅仅归结为感性快乐的纵欲主义。他所认为的幸福是合乎理性的活动，“是善德的实现，也是善德的极致”，即合其性，尽其才，按照理性和城邦法律的要求达到自我实现。亚里士多德强调，“自我实现”并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要在更高的动机和目的推动下，为促进他人和城邦的公共福利牺牲个人利益。社会的目的应是使个人能过有道德和幸福的生活，而个人却应该服从整体，在城邦法律和公共职责中实现自我。他指出，人生应该思想高尚，为友谊和正义事业采取行动，追求不朽，尽力遵循理性而生活，直至达到对真理的沉思，实现神性的生活，成为“人中之神”，这才是最高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很重视道德教育，他特别强调道德行为的训练，认为不经过严格的道德教育和行为训练，很难使人养成按照德性要求正确行动的习惯，不能造就奴隶制城邦所需要的优良公民，也不能使城邦秩序和各种道德关系达到完善状态，实现城邦幸福。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反映了中等奴隶主的利益和道德要求，是古希腊伦理思想的高峰。但是，他在理论上没有最终摆脱柏拉图的影响，其伦理思想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对后世的伦理学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理财学

个人的德性须在家庭中培养和实现。家庭是个人最初所属的自然集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由两个要素构成，即人；财产和牲畜。在家庭财产中，奴隶是首要的，最不可缺少。奴隶是“人形的畜牲”。他认为家长必须具有四种本领：取得财产、保存财产、增加财产和使用财产。由于这个缘故，“理财学”这个术语，后来就变成为“经济学”。亚里士多德不赞成以获得财富为目的。他推崇农业，认为农业是最诚实的行业，并且显著地有助于培养人的英雄气概，它不象商业那样，从事商业的人只会变得懦弱。亚里士多德在经济学上的思想，受到马克思的重视。马克思指出：“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资本论》第 1卷，第73页）。

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城邦是由家庭集合发展起来的共同体，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目的是美好地生活，人不是神，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人就会堕落得比社会动物还要坏。

至于政体的优劣，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在体制本身，而在于统治者是以谋取私利为目的，还是以谋取公共福利为目的。如果是后者，不论是个人统治（君主制），是少数统治（贵族制），还是多数统治（共和制），都是好的政体。反之，如果以谋取私利为目的，不论是个人统治（僭主制），是少数人统治（寡头制），还是多数人统治（民主制），都是坏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的德性是最高的德性，国家目的不在发展军事优势，而在于提高科学文化。有文化的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才可能持久。亚里士多德重视法治，认为法律须和国家的形式相一致。立法者首先要关心青年的教育，法纪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德性。不能把教育庸俗化，教育的基础科目是文化、体育、音乐、绘画。

创作科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创作科学要和实践紧密相联。创作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具有创作的特长，善于创作是一种理性的德性。创作的实践和伦理的实践不同，伦理的实践目的只在实践的本身，创作实践的目的和价值则在于产品，诗创作的目的和价值在诗篇之中。创作和求知活动也不同，知识的对象是永恒不变的，是作为真理的真理。创作活动的对象则是可变的，如果对象不可变，创作活动也就无法进行。

他还认为创作的技术广义地说来，就是给予原料以形式。创作的对象有两种，它或者是完成自然所不能完成的东西，或者模仿自然所已经完成的东西。人到世界上来，被赋予几乎获得一切技巧的能力，并且给了他两只手，这是一切工具的工具。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用技术服务于实际生活，模仿艺术给人以细腻的享受。它净化灵魂，把灵魂从压抑的情绪中解放出来。艺术作品，由于模仿了比通常更美好、更崇高的东西，所以成为道德修养的手段。艺术不模仿个别或偶然的东西，而是模仿个别对象的本质，或者说，模仿对象形成的自然趋向。艺术必须把每一个对象按照它所特有的性质加以理想化。这样模仿的结果，虽然被模仿的对象并不比普通对象更美丽、更高尚，以至于相等或更差些，但是，艺术作品却是美的。

美学思想

亚里士多德根据他的哲学原则，概括古希腊的艺术经验，写成了代表他美学思想的主要著作《诗学》。

在解决艺术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上，他坚持反映论原则。“模仿说”是亚里士多德美学和艺术哲学的核心。这个学说肯定艺术是客观自然、生活的“模仿”，艺术品要与自然、生活“相似”。这样，艺术就不同于科学知识，不是以抽象范畴，而是以自然和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反映现实。

与柏拉图贬低“模仿”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的模仿比历史还更接近哲学，因为前者的对象是可能发生的必然事件，而后者只涉及已发生的事件。据此，他认为诗比历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虽然沿用了“模仿”这一传统概念，但并不认为艺术作品只是自然和生活的“翻版”，而是通过人的创造，对事物规律性的一种掌握。所以，艺术在他那里还保持着“技术”的含义，属于“创作”的学科，而不属于“理论”的学科，“诗”、“音乐”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有用的技术”，在于它是一种“创作美的技术”。

这种“创作美的技术”的特点是不给人以实际的用处，而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因此，亚里士多德也是历史上最早对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和道德教育作用作出理论上区别的哲学家。在他看来，艺术家应当描写更加广阔的天地。恶的、丑的东西，经过艺术“模仿”，作为艺术作品，仍可以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

在这个基本思想指导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讨论了“史诗”、“悲剧”、“喜剧”等当时流行的艺术种类，在《政治学》中讨论了音乐的作用，在《修辞学》中研究了文学修辞和辩论术。现在留存的《诗学》残篇主要是讨论“悲剧”的，因而，亚里士多德又是最早从美学高度来研究“悲剧”范畴的哲学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指出悲剧是通过“怜悯”和“恐惧”的“净化”以引起观众的愉悦。

他认为，悲剧之所以引起人的“怜悯”，是因为悲剧英雄遭受到不应有的或过分的灾难；而“恐惧”的原因则是观众感到有遭到剧中人同样结局的危险。关于悲剧效果这一经典性的说明，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对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关于悲剧审美愉悦效果的解释──“审美的净化”，历史上有许多讨论，如从医学上的“宣泄”到宗教上的“净化”等等。而《诗学》和《政治学》中这个词的意义应当有“审美的”含义，这与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模仿”提供人审美愉悦的学说相关。生活中给人以“怜悯”和“恐惧”的事，经过悲剧家的创造，表现在舞台上，则有一种审美的作用，所以才会有悲剧式的“愉悦感”。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如他认为悲剧的长度以一日为限等，已经失去意义，但他所提出的基本美学理论，一直为后世各美学学派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