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作者是张仲景。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至今仍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另有一种说法，中医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影响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去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辨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药制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一）
公元2世纪以前，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更由于当时传染病不断流行，据《后汉书》记载，在光武建成13-26年(公元 37-50年)之间，曾有7次大疫，灵帝建宁4年到中平2年(公元17l一185年)之间，曾有5次大疫，因此也就促进了医学家们对疾病防治的认识，在从事医疗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其中最具价值的要推医学家张仲景的著作--《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二）
总之，三阳经证多为热症、实症，三阴经证多为寒症、虚症；六经论治在指导临床实践方面，使人们有了规矩可循。
通过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采用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方法。因为疾病的来由，都是人体抗病能力的正气同致病因素的邪气作斗争的表现，其结果不是邪盛就是正衰，或者是正胜则邪退。所以在治疗上就要运用扶正祛邪，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方法。这些都是按照扶正祛邪的原则而制定的。
此外，张仲景还提出“舍脉从证，舍证从脉”的灵活辨证方法，在讨论治疗中要根据病情的标本缓急，运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以及表里兼治的方法，并对治疗的禁忌，以及针灸综合疗法，都有所论述。
今天读到的《伤寒论》和《金匿要略》
《伤寒论》中制定了22篇、397法，立113方；《金匿要略》则制定了25篇，立262方。从其记载的内容，可以知道，祖国医学早在公元2世纪时，经过医学家张仲景的实践和总结，已能正确使用解热药、导泻药、利尿药、催吐药、镇静药、兴奋药、健胃药、截疟药、止痢药等等，其中极大多数方药，已由现代科学证实它的疗效可靠。
人们还可以在《金厦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中看到：“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今九窍闭塞……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保养谨慎，勿使致病的邪风侵犯经络，要是刚中经络，还未流传到脏腑，就给予治疗，四肢一感到不方便，就用调整呼吸，施用针灸、推拿，使得耳目口鼻以及大小便都畅通……穿衣服要调节冷热，饮食要注意甜酸苦辣，勿使人体有所衰退，疾病就不可能侵入肌肉皮肤。这是指导人们对疾病作斗争的认识和方法，要求人们做到末病先防、有病早治。
一千七百年前的张仲景，在祖国医学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巨大的。《伤寒论》和《金医要略》总结了我国在公元3世纪以前的医学经验，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严密选择疗效可靠的方药，对掌握疾病的防治以及推动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承先启后作用。此后，历代很多医家对张仲景学说作了进--步的探讨，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钻研，有所发挥、有所前进，从而形成了祖国医学中的伤寒学派。
据有关记载，除《伤寒杂病论》外，张仲景尚著有如下著作：《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口齿论》；《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等等。上述各种书目，可能是《伤寒杂病论》分解出来的部分内容的单行本，未必是另有所述。
张仲景生平的历史考证
张仲景，名机，南阳(相当现在河南省西南部一带)人，汉灵帝时(公元168一189年)，考中了举人，做过长沙太守。至于张仲景曾否做过长沙太守的事，是有争论的，有的学者肯定，有的学者否定，现在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可查。但是确有不少文字记载，说是张仲景在“汉灵帝时，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
东汉末年天下乱离、兵戈扰攘，张仲景看到腐朽的政治局面，加上疫病流行，自己宗族中的人多死亡于疫病，因此他抛弃仕途，开始发愤钻研医学，拜同乡张伯祖为老师，当时的人都说，张仲景的学识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老师，因此写成《伤寒杂病论》这部杰出著作，决不是偶然的事。
张仲景的著作，不仅是《伤寒杂病论》一部书，还有《疗妇人方》、《五脏论》、《口齿论》等，可惜只有《伤寒杂病论》流传下来，内容包括“伤寒”和“杂病” 两大部分。由于当时局势混乱，《伤寒杂病论》亦有散失，到了公元3世纪时，经过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的整理，把伤寒和杂病划分开来加以编排。到了北宋时代又经过医官孙奇、林亿等人的校正，成为今天我们可以读到的《伤寒论》和《金匿要略》两部书。
《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
在我国医学上，医生问病情的时候，首先要了解病人有些什么症状，比如头疼、发热、伯冷、咳嗽等等以及病人的表情，还要按一下病人的脉搏，这一系列的症状称做为症候群，综合在一起的症候群，中医就称它为“证”。通过对“证”的仔细辨别，就可以讨论治疗，然后处方用药。这样的全过程，叫做“辨证论治”。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自己写的序言里说道：“……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说明他是在继承了古代已有成就的理论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更有新的发展，才写成《伤寒杂病论》的。
东汉末年期间，社会上巫术治病、迷信鬼神有一定的市场，所以一旦患病，往往因得不到救治而威胁着病人的生命健康，张仲景看在眼里，心中非常感慨。所以在他著作的自序中写着“……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末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来众方……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傈，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借其命，若是轻生”。张仲景如此大声疾呼，破除迷信，所以以正确的观点写成《伤寒杂病论》，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张仲景著作的精神和他所掌握的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
八纲辨证是书中贯彻辨证论治的具体原则。所谓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通过运用四诊--望、闻、问、切来分析和检查疾病的部位和性质而归纳出来的。在辨证时还联系病人体质以及致病因素的强弱。
六经论治是从《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六经理论引出，而通过张仲景的运用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所谓六经，就是三阳经(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和三阴经(太阴经、少阴经、厥阴经)。
张仲景把疾病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人体质的强弱，引起病理生理的变化现象，以及病势进退缓急等变化，加以综合、分析，用三阳经、三阴经的名词，归纳成为六个证候类型。
《伤寒杂病论》序 （桂林左德序）
该书编成后不久，晋王叔和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
二书，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刊，历代刻印数10次而流传至今，对中医学治疗急慢性传染病、流行病以及内科杂病等理论和技术的发展，曾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历代医学家围绕着张仲景于该书内所阐发的理论问题和医疗技术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特别是围绕着防治急性温热病的病因、辨症和治疗思想、选方用药等，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例如：经方派与时方派之争，伤寒派与温病学派之争，促成了时方与温病学说得到独立与发展壮大。随着时间流逝，经方派之继承发扬虽然有些衰退，但直至现代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近些年来随着中成药生产的扩大，在国内外大有复苏和再发展的明显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