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
饥荒
严重的饥荒之苦
中国在20世纪发生的大饥荒
民国时期
（一）1920-1921年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二）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亡人数不详。
（三）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三）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四）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600万人。
（五）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六）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七）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这里面有些人祸）
（八）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九）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十）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根据美国驻华公使司徒雷登的说法，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民国时代估计总共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共和国时期
1959-1961三年大饥荒（又称“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饥荒”）：死亡人数为3860万左右，为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导致这场饥荒的原因天灾人祸都有，人祸为主要因素。
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大饥荒
爱尔兰大饥荒
1801年，爱尔兰被强占成为英国的一部分。随着欧洲农业革命和马铃薯的引入，爱尔兰人口也迅速增长，达到其历史的顶点830万。然而一场马铃薯病（枯叶病），居然就给了爱尔兰毁灭性打击。但是马铃薯欠收在18，19世纪的爱尔兰屡见不鲜。据1851年的一次统计，爱尔兰自1728年来至少发生过24次欠收，其中1740年的饥荒程度也非常严重。但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唯独爱尔兰被当时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英国吞并后，却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大饥荒惨剧。原因何在？首先，英国对爱尔兰全面掠夺的殖民政策导致的贫困是造成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大英帝国的繁荣是靠对殖民地的扩张和掠夺发展起来的。爱尔兰作为其第一块外殖民地，由于地缘政治关系，首先成为其掠夺目标。从17世纪中期以来，爱尔兰的土地几乎完全为英国地主所霸占，而且多数大地主居住于英格兰，只关心谷物和牲畜的出口，因此爱尔兰大多数农业收入因此输出国外。由于爱尔兰土地兼并严重，爱尔兰农民大多数成了英国土地贵族的佃农。而他们所获得的土地面积由于非常小，因此只有种植马铃薯才能养活家人。再加上自从合并以后，爱尔兰繁荣的工商业受到了可以自由输入的在更优越的经济条件下制造出来的英国工业品的打击。因此爱尔兰人民几乎完全依靠土地生活，在工业方面毫无出路，残酷的殖民掠夺造成了农民极端贫困，也使得爱尔兰半数以上的人靠马铃薯维持生活。这种对单一农作物的过度依赖以及都是不为社会所关注的穷人成为爱尔兰的大饥荒全面爆发埋下的社会隐患。
其次，英国政府救助措施不力，反应缓慢。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其顶峰的维多利亚时期，并且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是公认的世界工厂。英国无论在殖民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领世界潮流之先，是一个拥有地球近四分陆地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殖民帝国。英国就是那个时代繁荣、发达和文明的象征，其国力居世界翘楚。甚至就在大饥荒四年前，英国为打开中国的大门，不惜费尽心机、劳师动众从印度派军舰发动了鸦片战争。而且此时，英国正全力筹办人类历史上首届世博会。然而，面对爱尔兰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却无动于衷，任灾情蔓延和爱尔兰人民抛尸遍野。甚至后来灾情危重，当第一艘运粮船达到爱尔兰时，运送的救灾玉米却无法食用，即使无法食用的玉米，申请也需要极其复杂的程序。甚至英国政府对自发的出于人道主义的救助也横加阻拦。奥斯曼苏丹宣布将寄送1万英磅给受灾的农民，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却要求他只能捐1000英磅，理由是她本人才捐了2000英磅。于是苏丹只捐了1000英磅，同时秘密地派了三艘装满食品的轮船。英国法院试图阻止，但没有成功。
第三，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大饥荒期间即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破坏了爱尔兰粮食自由输入英国的权利，使爱尔兰的小麦失去了它在英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从而反过来破坏了爱尔兰的农业经济。在爱尔兰的英国地主，自《谷物法》废除后，无视爱尔兰的饥荒，多半由种植小麦改为经营畜牧业。大大减弱了抵抗饥荒的能力，从而相当程度的加重了饥荒的发展。
第四，在饥荒最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然向英国本土出口粮食。而且整个饥荒期间爱尔兰都是粮食净出口。这种趁火打劫、釜底抽薪不顾爱尔兰人民死活毫无人性的做法，使得这场自然灾害迅速演变成人 祸。而1782年至1783年的饥荒，当时的爱尔兰政府把港口封闭，全部粮食价格大降，以自救。正是由于英国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在饥荒前的殖民掠夺政策、和饥荒时的自私自利行为（废除《谷物法》）、对饥荒视而不见求助不力甚至仍然让爱尔兰大量出口粮食的逆行，最终酿成了被认为是“西欧三十年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大的灾难”的悲剧。爱尔兰之所以被称为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国家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与各国人群的“个人间联系”最多（主要通过家庭纽带）。而这背后，正是爱尔兰人因这次大饥荒而背井离乡的历史背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克林顿都是爱尔兰裔）。这场大饥荒消除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语言（凯尔特语言几乎消亡），但是爱尔兰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民族觉醒，走向民族解放和自决道路，并最终赢得独立。而历史正义也在1996年开始显现。1996年，ILLINOIS大学的法学教授Francis A. Boyle在纽约爱尔兰饥荒和种族灭绝委员会的委托下写出报告，指英国政府在这场大饥荒中的行为，根据1948年牙种族灭绝协定第二款，清楚地犯有种族灭绝罪。
乌克兰大饥荒
当代学者大多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在乌克兰，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在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他们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对乌克兰“富农” 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 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这几项惩罚性措施实施数月后，到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1933年冬和1934年春，乌克兰气候条件转好，1934年农业收获量有所提高，乌克兰饥荒状况逐渐消失。
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字，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具体人数在250万到480万间。除了饥饿外，缺乏营养、抵抗力下降后导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伤寒和伤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亡人口中，81.3%是乌克兰人，4.5%是俄罗斯人，1.4%为犹太人，1.1%为波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白俄罗斯人、匈牙利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死于乌克兰大饥荒。
除了饥荒外，1932年到1933年，苏联还对抱有民族主义观点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作家等民族文化精英进行了清洗。
中国河南大饥荒
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造成五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则主要是“人祸”，衍为当时政治的腐败、政府的严重失职。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
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
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他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