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近代中药学、方剂学的新成就
中药学的发展
近百年来，在西医学大量传入的影响下，我国传统医学受到冲击和歧视。由于中药治病疗效显著，它的存亡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和国计民生，因而受到广泛的重视，得到较大的发展。
一、古本草著作的整理研究
《神农本草经》的辑佚
顾观光于道光24年(1844年)完成《神农本草经》重辑本四卷。
《神农本草经》的注释和阐发
近代对《本草经》的汇纂、注释和阐发有较大进展，其中以仲昂庭、沉其煜、蔡陆仙等人的著作较为突出。
蔡陆仙，于l937年编成《中国医学汇海》。书中分为经、史、论说、药物、方剂、针灸七部，其中经部首列《神农本草经》及各家论注。
二、药性、药效研究的进展
长期以来我国医药学家从临证实践中深切体会，必须熟知药性、药效，针对患者病情选择用药，才能取得良好的疗效。到近代，随着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的发展，医药学家不仅运用传统理论和方法对药物功效作较深入的探访，同时也试图采用国内外学者某些研究方法，以确认药物功效，取得了一些进展。
传统的药效理论研究
近代医家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十分重视以药物功效分类研究中药，其中比较突出的首推屠道和《本草汇纂》。
周岩的《本草思辨录》更具有特色和深入。周岩于1904年初夏编写成《本草思辨录》四卷。
效研究的新进展
这一时期，在“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医家不满足于传统的药效理论研究，他们试图采用西医药理解释药物功效，或是采用化学分析、提取药物有效成分等方法确认药效。突破了原有的框架，开创了药效研究的新途径，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留日学者丁福保是其中较突出的代表。
丁福保于1933年编写成《中药浅说》。书中按药物功效，以西医药理论分为强壮健胃消化药、解热药、利尿药、镇痛镇静镇痉药、镇咳祛痰药、收敛药(或有止泻止血之效)、兴奋药、泻下药、变质解凝药、驱虫药10类。
继《中药浅说》之后，又有赵体乾编述的《中药新说译解》(约1936年)。
与此同时，福建仙游医家温敬修编写的《实验药物学，经秦伯未校订，1935年由上海中医书局出版。全书分正编、续编，收载药物587种(其中植物部466种、矿物部52种、动物部69种)，分为强壮药、强(健)胃消化药、泻下药、利尿药、收敛药、冲动药、祛痰药、解热药……等23类，对药物科属、异名、形态、成分、效用、处方、禁忌、用量等均有记述，尤其着重于对药物功效的阐述。
总之，近代研究药物功效的方法有较大进展，用化学分析、提取药物有效成分是其中一种手段，从总体上看它对于投进药效研究的深入发展有一定作用。
三、中药鉴别与炮炙
药物鉴别
《增订伪药条辨》是曹炳章在郑肖岩《伪药条辨》的基础上增补编写的一部集大成的鉴药专著。郑肖岩于1901年著成《伪药条辨》一卷，收载药物110种。曹炳章(1877～1956年)，字赤电，浙江鄞县人，出身于商贾家庭，通晓中医中药。1913年在绍兴发起创设“和济药局”，倡导药品改良。先后出任神州医药总会绍兴分会评议，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热心发展中医事业，主编《中国医学大成》，著述亦多。于1927年夏编写成《增订伪药条辨》，《增订伪药条辨》分为四卷，凝集了两位医学家的智慧与经验，书中共载药110种，分为山草、芳草、隰草、毒草、木、石、虫介、兽8部。
《增订伪药条辨》于1928年由绍兴“和济药局”刊印，在国内广泛流传，对于提高医药人员鉴别药物能力，丰富药物知识，有着较大影响。
其后，有陈仁山的《药物出产辨》(1931年)；汪雪轩《鉴选国药常识》(1936年)。
总之，近代中医药工作者的鉴药经验更加丰富，有关药物真伪品种、形态与功能的对比更为细致和全面，并在小范围内引用了彩绘、摄影及理化鉴定等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宏观写生的不足。但从整体看，近代鉴药工作仍处于传统经验观察阶段，使药物鉴别学的发展受到不少限制。
近代制药学的发展
近代刺药学，包括中药制剂与生药炮制两大内容。与传统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相较而论，中药制药学是近代中医药领域中发展较快的一个分支，出现了一批从事制药的专门人才和有见地的制药专著。
近代中药制药学的发展有几个明显特点：①倡导改革，吸收新说。②重视传统理论对炮制与制药学的指导作用。③强调制药标准，即符合药学药性原理，制作得当，生熟有度。粗略统计，这一时期制药方面论著约十余种，其中学术成就较突出的有杨叔澄《中国制药学》和周复生《药业指南》四、药用植物、图鉴及其它
随着近代生物学、药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不少学者、药学家注重对药用植物、常用药物作实地考察汇集，并对药物科属、形态、成分等进行较深入的研究，拓宽了药物学的研究领域，其中成就较突出者有吴其浚、赵燏黄、杨华亭等。吴其浚(1789～1847)博学多才，“官迹半天下”。平生酷爱研究各种植物，公余闲暇常精心收录经、史、子、集、方志中有关水陆草木的记述，汇编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收栽植物838种。
方剂学的成就
由于近代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新的经验不断丰富，治疗方法渐趋多样化，作为辨证论治的主要工具的方剂学也随之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方剂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大型方书的继续整理和编纂单方、验方、秘方的汇编整理工作更为突出。不少医家在努力探索中医学发展的同时，吸收了一些近代西医药学的知识，编写出一些汇集中西医的验方著作，从方剂学方面为中西医的汇通做了初步尝试。
这一时期方剂学研究的特点是由博返约，向理论研究深化。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下：
费伯雄著于1865年，费氏针对《医方集解》所载方药详加评论，从中反映出费氏在方剂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见解和成就。作者强调辨证论治，反对滥用方药。他的评述对后世深入学习方剂理论，正确掌握制方之法及临床用途，具有较高价值。
该方不仅是一部简明实用的教本，也是当时较好的方论著作《时方论》以阐述主理的主要内容，所列87方(例案)，方论紧密结合，论述简明透彻。
近百年来，不少医家长期致力于整理编纂古今方书，取得较突出的成就，较早的有文晟辑《医方十种汇编》。
在此之后，出现了多种大部头的总结性方书，如曹绳彦《古今名医万方类编》、吴克潜《古今医方集成》、察随仙《中国医药汇海·方剂部》等等，并有一些沟通中西医的著作。
这一时期，单方、秘方、验方的收集取得较突出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编纂刊印的各种方书约达300种，其中有一些流传较广和有特色的著作。
于1846年仲春汇编成。全书约92门(部)，各病症下附有单方、验方，共收3240余万。以价廉，易得，有效为原则，力求方药稳妥。
王士雄一向重视收集单方、验方，18454年辑《四科简效方》便于穷乡僻壤，无医少药之地查用；此外尚有龚自家等《医方易简新编》；黄伯垂《经验良方大全》；杨馥焦、潘之伟《经验秘方》李克蕙《验方辑要》等。
此期还有不少汇通方书，如丁福保《中西医方会通》，陈继武《中西验方新编》以及唐川《六经方证中西通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