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世荣

曾世荣（1253-1332年），字德显，号育溪，又号演山翁，衡州路（今衡阳市）人，为元代著名儿科医家。生于南宋理宗淳佑十二年（1253年）以前，卒于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幼习举业，及长，从世医刘思道学医，以幼科知名于时。曾将其师所遗方论、诗诀等详加编次，又集平时论证和方剂，合成《活幼心书》三卷（1294年），《活幼口论》二十卷传世。

人物著作

著有儿科著作《活幼口议》、《活幼心书》，刊于1294年。卷上将儿科疾病编成歌赋75首，便于习诵。卷中本论，将儿科病证分别立论43篇（附补遗8篇），对小儿诸病的特点，发病规律、治疗原则等论述颇详，并介绍了作者的临床心得；卷下信效方，载有治疗小儿疾病的各种方剂230首，其中有不少方剂为曾世荣所独创，选录切于实用的儿科验方。现有清刻本、《中国医学大成》本及其他近代刊本。

《活幼口议》20卷，是曾世荣行医60余年认识和经验的总结，对于小儿生理病理、平素乳保鞠养、初生儿证候、小儿伤寒、小儿形证诀歌、小儿面部气色、胎中受病、治诸病杂方及前人方书等均有详细的论述。对小儿保育、审脉、辨证、用药等提出新的见解。《活幼心书》3卷，上卷“决证诗赋”75篇，以诗歌形式择要论述了儿科病证，便于记诵；中卷“明本论”43篇，专论儿科疾病的证治；下卷“信效方”，共载丸、散、膏、丹等验方230首。

学术主张

四诊之中尤重望诊

望、闻、问、切四诊是中医诊断疾病的主要方法，在临证时强调应四诊结合，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方面，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又决定了儿科望诊的重要性。曾世荣在其著作中充分强调了儿科望诊，《活幼口议》中说：“凡理婴孩先看面部，定气察色最为要也，良由内有疾而形于外，是以本位与地位一体。”同时在望诊之中他认为要“精观形气”、“细察盈亏”。并对“观形气”作了论述，认为“形者面色也，气者神色也”，指出“观形气”主要观察小儿面部气色和精神状态两个方面。

（一）充实小儿望诊内容 曾世荣在《活幼口议》中对小儿望诊的内容作了详细的论述，分别从“五脏五色本立”、“分定五位所属”、“五脏伏敌喜伤”、“面中气色忽现”、“五脏分部定位”等方面论述。“五脏五色本立”，叙述了五脏所主五色及五行生克、五位生本相临、五脏胜伏相交等内容。“分定五位所属”，叙述了五脏在面部的所主部位，如心脏部位是“颧面脸颊，心火所属，气池之下，法令之旁，食仓之上，高骨取之一寸二分，皆属心之部位”。肺脏部位是“准头至山根，两孔并中梁，皆头直下，年上寿上，里外通息，皆属肺之部位”等。“五脏伏敌喜伤”，运用五行生克关系叙述了五脏伏敌喜伤及所主疾病，如心脏伏敌喜伤为“心所伏者肾，所敌者肺，所喜者苦，所伤者咸卤，三变八蒸之脏，和则情性悦乐，疾主惊痫、恐悸、虚躁、啼叫、谵语、狂烦、涎流口角”。肺脏伏敌喜伤为“肺所伏者心，所敌者肝，所喜者辣，所伤者焦苦，二变七蒸之脏，和则喜欢气爽，神清魄强，疾主喘满咳嗽、伤风作热、虚痰壅盛”等。其他论述也颇详尽，可见曾世荣对望诊的重视。[1]

（二）形体之外，重视气色 曾世荣认为：“小儿虚实有非系乎肥瘦，而系乎气色。”他认为望诊不应只局限于外部形态，而应重视“气色”，这主要是因为小儿“有肥而气怯，瘦而气壮，气怯则色必嫩，其为虚可知矣；气壮则色必盛，其为实可知矣”。可以看出曾氏认为小儿病情的虚实，不应仅在外表的肥瘦，而应把形态和气色结合起来，辨别疾病的虚实。

（三）望诊强调“变而通之” 曾世荣认为虽“五脏之气皆形于面部”，但有常有变，不应拘泥，而应变而通之。他说：“五脏之气皆形于面部，肝青，心赤，肺白，肾黑，脾黄，是其本体。肝旺于春，心旺于夏，肺旺于秋，肾旺于冬，各七十二日，脾寄旺于四季后各一十八日，是其本位。然有时乎不春不冬而面变青黑色者，非肝之与肾也，不秋不夏季而面变赤白者，亦非心之与肺也，盖五脏之气，层见迭出，随证流行，初无一定。忽然青黑主乎痛，忽然赤者主乎热，忽然白者主乎冷，忽然黄者主乎积。此其气之开阖，非系乎时，非拘乎位。”又如五脏在面部所主部位也不拘泥，而是“或见于位，或露于他部，不可取之一端”。可见曾世荣对望诊的认识有其独到之处。

用药主张攻邪

在儿科领域长期存在温补与寒凉两大学派的学术争鸣。寒凉学派始于北宋钱乙，主张以辛凉、清利之味治疗痘疹，南宋名医陈文中根据自己的长期临床经验，大胆提出了用温补方药治疗痘疹，为痘疹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至此儿科形成了温补与寒凉两个学派的争鸣。曾世荣受张子和的影响，认为“病由邪生”，治疗当“攻邪已病”，积极主张攻邪治病，药用寒凉之品，并提出了“攻中有补”的学术观点。他在《活幼心书·及幼攻补》篇中说：“所谓攻者，万病先须发散外邪，表之义也；外邪即去而元气自复，即攻中有补存焉，里之义也。”曾氏根据小儿病多由外感而生的特点，主张攻邪治病，且主张攻邪应以“发散外邪”为主，如其治疗急惊一证，主张“以五苓散加黄芩、甘草水煎，或百解散发表”，百解散由干葛、升麻、赤芍药、黄芩、麻黄、薄桂、甘草组成，能和解百病，其药则以发散为主。另外其在《活幼心书》中所收之方也多以发散为主。但又有异于张子和的汗、吐、下三法，可供临床参考。曾世荣用药虽主张“攻邪”，但同时主张用药当以辨证为先，不可妄用。如其治疗慢惊一证，则根据不同的致病原因，而用不同的方法和药物来治疗，“用药不一，治疗不等，由发作不同”，也可见曾世荣并不一味强调攻下。

惊风证治独有心得

惊风病名始见于北宋《太平圣惠方》。至钱乙将其分为急惊风和慢惊风两种，并提出“急惊合凉泻，慢惊合温补”的治疗原则。曾世荣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对惊风的诊治提出了新的观点。

（一）提出惊风四证八候 曾世荣在多年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对惊风的病机和临床表现作了概括，提出了“四证八候”的概念：“四证者，惊、风、痰、热是也。八候者，搐、搦、掣、颤、反、引、窜、视是也。搐者两手伸缩；搦者十指开合；掣者势如相扑；颤者头偏不正；反者身仰向后；引者臂若开弓；窜者目直似怒；视者睛露不活。四证已备，八候生焉，四证既无，八候安有。”这对临床惊风的诊治有重要意义，得到后世医家的认可，沿用至今。

（二）急惊病变重在心肝 曾世荣认为急惊之病由外感风热、暴受惊恐等致“郁蒸邪热积于心，传于肝”而发病，把病变主要归于心、肝二脏，如云：“……气促痰喘，忽而闷绝，目直上视，牙关紧急，口噤不开，手足搐掣，此热甚而然，况兼面红脉数可辨。盖心有热，而肝有风，二脏乃阳中之阳……二阳相鼓，风火相搏，肝藏魂，心藏神，因热则神魂易动，故发惊也。心主乎神，独不受触，遇有惊则发热，热极生风，故能成搐，名曰急惊。”

（三）急惊治疗当先清热 既言急惊乃由“热积于心传于肝”所致，治疗当以清热为主，曾世荣说：“急惊当先定搐，搐由风也，风由热也，搐既已作，方可下热退惊，热若不退，惊亦不散，不移其时，搐搦又作。”其治疗急惊善用五苓散，认为：“五苓散内有泽泻导小便，心与小肠为表里，小肠流利，心气得通，其惊自减；内有桂，木得桂则枯，是以有抑肝之气，其风自停，况佐以辰砂能安神魂。”曾氏用五苓散有其独到之处，灵活运用于“惊风、痰搐、疮疹等疾”，且“能四时而用之”。曾氏用五苓散治疗小儿惊风实为首创，且多获奇效，可供临床医生参考。同时曾氏对惊风的治疗注意调理，主张急惊风平稳后，以化痰之药服之，以防成为顽疾，其曰：“大略要解热凉心肝，后用平和汤散调理。”又曰：“惊风既除之后，轻者投半夏圆，重者下水晶丹与之，去痰免成痴疾。但不可用大寒凉药治之。”急惊有痰、热、惊、风四证，急当解热熄风，缓则当以化痰以治其本。曾氏用半夏丸或水晶丹治疗，半夏丸药用生半夏、赤茯苓、枳壳、朴硝，共成健脾化痰理气之剂，其“治痰证神妙，若惊搐后风涎潮作，服之尤验”。水晶丹药用南星、半夏、滑石、轻粉、净芜荑、巴豆，此丹非常用之剂，“顽积、惊重、风紧、涎多、热极乃可服”，以及“急惊后风痰未尽，免生痴疾宜再投”。从以上可以看出曾世荣对惊风证治的独到之处，也可以看出曾氏用药以攻见长。

（四）慢惊证治审证求因 曾世荣认为慢惊虽同属阴证，但有因急惊传变为慢惊者，有因洞泄而成慢惊者，有过用下药而成慢惊者，因此治疗当根据病因不同，而用不同的方药治疗。如因急惊传变者当以截风药治之，因洞泄成风者当以补药治之，因服寒凉药成风者当以助气醒脾药温之，不可拘泥于一治，更不可不加辨证，一味投以寒凉重镇药物，以使阴证加重。

治疗疳证重视理气

曾世荣认为疳之为病主要在于脾，“大抵疳之为病，皆因过餐饮食，于脾家一脏有积，不治传之余脏而成五疳之疾，若脾家病去则余脏皆安，苟失其治，日久必有传变”。其治疗疳气一证常用肥肌丸，药用黄连、川楝子、川芎、陈皮、香附子、木香，以理气助运为主，可“治小儿一切疳气，肌瘦，体弱，神困力乏”。这与临证常用益气健脾药治疗疳气有异，实补前人之所未逮，可供临床借鉴。